癌王「胰臟癌」是吃出來的！全家接連確診只因「愛吃糖」 https://today.line.me/tw/v2/article/05OGrn?utm_source=lineshare

癌王「胰臟癌」是吃出來的！全家接連確診只因「愛吃糖」 | Heho健康 | LINE TODAY

57歲的曹先生由於平日工作忙碌，每到午餐時間常以愛吃糕餅零食來快速解決一餐，周末假日時也喜歡與家人一起選擇到一家咖啡館坐著聊天，並點個下午茶甜食套餐來享受周末悠閒時光。從半年前開始，曹先生不時有胃部悶痛感，但曹先生自認只是普通的胃痛，自行到藥局購買腸胃藥吃，但持續吃了半年仍無見效，近期體重還莫名減輕。到醫院檢查後，曹先生看著血液檢測中顯示血脂、空腹血糖、糖化血色素皆超過標準值，才驚覺到自己早已罹

極感人請欣賞～一個真實故事：杭州85歲老人從殯儀館打來電話，「我兒子在精神病院，但他是個天才……」口述：金性勇 • 來源：杭州日報 ID：hangzhoudaily）父母對他的愛和不放棄，是他堅持下去的動力和支撐。我跟大家分享一個真實故事。一個經受磨難的家庭，卻不屈不撓地向上天要一束光。在命運面前，在不幸面前，一個家庭就像一艘漂泊的小船，劈波斬浪，沈浮與共。希望在2023年，我們每個人，都能找到生命中的那束光。以下，是金曉宇父親—85歲老人金性勇的自述— 01 我在殯儀館打了一個電話 2021年11月11日上午，我在杭州殯儀館放好了老伴的骨灰盒，感覺自己手發顫，走路腿也抖。我讓幾個親友先走，我還想陪她一會。老伴腦子清醒時曾跟我說，哪天她走了，骨灰盒先放殯儀館裡，以後是安葬還是灑到江裡海裡，要等大兒子回家再決定怎麼處理。但我沒有打電話給金曉天，現在全世界疫情他回不來。也沒有告訴金曉宇，11月之前他就住院了。讓孩子們以為媽媽還活著吧。我望著那個盒子，和老伴說：我要打電話了，你同意吧？哪天我也走了，就沒有人知道我們兒子的事了。我從掛在手腕上的小包里，摸出老年手機和一張《杭州日報》。報頭上有我抄的「傾聽•人生」的電話號碼。電話接通了。我說：「你們能不能寫我兒子的故事？我兒子是天才，他現在精神病院裡，他媽媽今天剛走了。」金曉宇和父親金性勇 02 我兒子的一隻眼睛瞎了我的老家在浙江桐鄉，父親是小學校長，老伴的媽媽，那時候是我的老師。我們兩家住在同一個門頭裡，算得上青梅竹馬。我老伴叫曹美藻。我考進了上海化工學院，美藻考到了南京大學化學系。畢業後，同分配到天津工作。 1967年我們結婚了，先是生了大兒子金曉天，1972年又生了小兒子金曉宇。金曉宇童年時的家庭合影 1984年，我們帶著兩個兒子落葉歸根回到杭州。這麼執意回來是因為心裡扎進一根剌，萬想不到它變成了一把刀。小宇的命怎麼會這麼苦？在天津時，我們住集體宿舍，一間房十五六平米。六歲那年，小宇和鄰居孩子一起玩，那孩子手裡有一把玩具手槍，可以放小紙球射出來。萬沒想到那天他放了一根針，一槍打到小宇眼睛里，左眼晶體碎了。小宇的一隻眼睛從此瞎了，只能斜眼看東西。他還反過來安慰我們：沒關係，習慣了。兩個兒子都聰明。回杭州後，大兒子考進復旦大學，後來考托福去了澳大利亞。小宇高一時分在尖子班，老師說考大學完全沒問題。但有一天，小宇突然和我們說，「我不上大學了，也不要讀高中了。」 03 家裡的電器被他砸了個遍我們以為小孩子厭學說說玩的，可他真的天天賴在家裡。我讓朋友幫忙，介紹小宇去解放路新華書店當售貨員。我想，過段時間孩子就想回學校了。兩個月不到，書店不要他了。起因是有位老顧客在店裡看書，小宇說人家是小偷，爭執起來。我又把小宇介紹到排氣扇廠當工人，沒幾天他就不肯上班，說那些工友對他不好。他不上學後，我和他媽每天上班走之前，他在床上，下班回家，他還在床上。他也不跟我們說話，會突然發脾氣，情緒極不穩定，完全變了一個人。金曉宇少年時和父親的合影有一天，我和他媽媽坐在沙發上看電視，轟隆一聲巨響。小宇把廚房的冰箱推倒了。這是他第一次出現暴力行為。因為這，我們家一直家徒四壁。全杭州可能就我家沒有電視機，之前被小宇砸壞了三個，往裡面灌水。冰箱、洗衣機換過好幾個了，還有桌子、書架、櫃子、門…… 好好的，突然轟一聲，你說怎麼辦？小宇媽媽絕望地問我：「他是瘋了嗎？」 04 醫生說，我兒子是躁狂抑鬱症很長時間，我們不知道孩子這是生病了。當他說想考大學，我們喜出望外，讓他進了補習班。小宇高中基本沒上過，幾個月後，高考成績讓人吃驚，離一本線只差3分。二本志願填了杭大外語系，分數也超線了。我們很開心地等學校通知。誰知學校將檔案退回。檔案里記錄了小宇高中時不守紀律、缺課。七轉八轉，小宇進了樹人大學，可是只讀了一年就犯病了。據同學講，他們幾個到外面喝酒，小宇表現得異常興奮，回校後還往老師的汽車頂上爬，拉都拉不住。學校以為是發酒瘋，把他送到醫院。小宇看到我，很憤怒，「你來幹什麼？把針頭拔掉，我要回家！」我把他帶回家。我知道這孩子與學校從此無緣了。金性勇有兩年，他埋頭自學，比上學還用功。兩年後，他拿到了浙江大學英語系的自考畢業文憑。但接著發生了可怕的事，當時我不在家。小宇睡在床上怎麼也叫不醒，他媽發現他是吃了安眠藥自殺，趕緊和鄰居送到醫院洗胃。幸虧藥量不足，孩子救了回來。又過了段時間，我們聽到嘩啦一聲響，衝進房間看到小宇摔在地上，一圈皮帶掛在天花板吊燈和窗戶之間。我和他媽抱著他哭，「孩子，你不要做傻事啊！」我是研究醫藥化工的，孩子這些表現不是性格問題了，我就看書找原因，小宇的症狀符合精神類疾病。去幾家醫院看了，都診斷是躁狂抑鬱症，也叫雙相情感障礙，病人會抑鬱和躁狂交替發作。小宇不上學，情緒低落，晚上不睡覺，甚至自殺，這些都是在抑鬱期；無端猜疑指責別人，狂躁不安，有破壞行為，是轉入了躁狂期。 05 我們只要兒子活著精神科專家說這病來得快去得快，危險就在於不知道什麼時候來什麼時候去。吃藥也不能控制，唯一能做的就是及時送醫院。 1992年起，基本每年都要送小宇進去。我買了很多精神疾病的書看。最後有兩點讓一個父親不至於崩潰：一是通常這類病人一兩次自殺未遂後很少再有這個念頭，他們會比之前珍惜生命；二是這類病人會在精神領域不同凡響，甚至表現出天才性的創造力。我讀到一本書叫《躁狂抑鬱多才俊》，是美國一名精神病醫師寫的。裡面列舉了25位歷史名人：貝多芬、梵高、牛頓、海明威…… 他們終其一生都有雙相情感障礙的典型表現，承受了超出常人的痛苦。又都是具有偉大想象力的天才藝術家。懂得這些知識後，我最大的寬慰就是小宇可能不會再自殺了。至於「天才」，我沒去想過，畢竟不是所有精神病人都能成為梵高、牛頓。即使成了天才也需要兩點：一是活著，二是機遇。兒子不想死了，我和他媽忽然覺得什麼都不重要了，不讀書不上大學不工作不成家，我們都能接受——只要他活著。 06 老伴的一場同學會改變了他的命運又過了十年，2010年，老伴去南大開50週年同學會。也許是天憐英才，也許是一個母親的精誠所至，這場同學會竟然改變了小宇接下來的命運。聽說我家孩子因病沒有工作，一位留校做了教授的同學就問她：能不能請你兒子在家做翻譯？我老伴說，小宇的英語日語都很好，請給他一個機會試試吧。小宇家的電腦時光回到上世紀90年代，那是我們家最困難的時期。到處治病要花錢，孩子出門闖禍要賠錢，但我還是竭盡所能滿足小宇的要求。他最大的要求就是買書——英語、日語、古文、圍棋、音樂、繪畫、地理等，各種書籍買了兩百多本。 1993年，我冒著被砸壞的風險，花一萬兩千塊錢給小宇買了一台聯想電腦。小宇那天高興地說，「爸爸，謝謝你！」之後，他發病時也摔過東西，但從不碰電腦。電腦成了小宇的另一個世界。他也不玩遊戲，主要就做兩件事：自學外語、看原聲電影。他用了六年時間自學了德語、日語，鞏固英語。看外語電影，他先看帶中文字幕的，看懂後，做一個紙條擋住字幕再看。一部電影反復看N遍，直到完全聽懂。這一切給小宇帶來的興奮和投入，是孩子在躁狂期創造力增強的表現。「機會總是給有準備的人」，我從沒想過這句話跟小宇有什麼關係。直到十年後，他媽媽開同學會回來，我才忽然覺得，這些年和孩子一起經歷的事，就像是一個訓練營——原來，機會真的是給每一個有準備的人。南大出版社很快寄來了美國女作家安德烈婭•巴雷特的八個短篇小說，讓小宇翻一篇試試。金曉宇的首部翻譯作品《船熱》他以最快速度翻譯了其中一篇《船熱》。交稿時跟出版社說，如果審核通過，剩下的也請交給我翻。我很驚訝，這是文學啊，翻譯等於再創作，一篇還不知道行不行，一整本書你能翻譯好嗎？小宇說，行的，爸爸你放心，我翻的不會比別人差，這些年我出門就是到浙江圖書館，我不是去玩，你到浙圖查下借閱登記卡，我借過的每本書，都有金曉宇的名字。「那你看過幾本小說？」「我看完了圖書館裡所有的外語小說。」 07 他十年翻譯了22本書又過了十年，2010年，小宇接受了出版社的任務，開始他的翻譯人生。十年里，小宇以每年兩本書的速度，一共翻譯了22本書。他短暫又高產的翻譯生涯，是我們全家最難得最幸福的歲月。 2013年，小宇翻譯出版了愛爾蘭作家約翰•班維爾的英文小說《誘惑者》。原書名《Mefisto》，小宇和編輯討論時，對方說這個沒法意譯，用音譯吧，就是《梅菲斯特》。但小宇知道，Mefisto是歌德代表作《浮士德》里的角色，這個人物就是一個誘惑者，那麼可能誘惑者才是作者的本意。小宇決定採用《誘惑者》作書名，結果出版社非常贊賞，《誘惑者》也成為搶手好書。翻譯日本女作家多和田葉子的小說《狗女婿上門》時，小宇天天看日本相撲比賽，為了提升翻譯的準確度。屏幕下方，擋字幕的紙條飛舞。屏幕上，兩個只系著腰帶的大力士在翻滾打鬥。我們父子倆看得哈哈大笑。小宇先後翻譯了多和田葉子的五本小說，反響都很好，出版社打算再出合訂本。再比如《安德烈•塔可夫斯基：電影的元素》，這本書非常難譯，小宇專門去看了塔可夫斯基導演的所有電影。南大選派了外國文學專業的顧老師擔任本書責編，顧老師又邀請本書作者羅伯特•伯德的博士研究生彭欣為小宇譯著撰寫了附錄。這本書2018年出版，影響很大。網站有電影研究者發文說，「原以為金曉宇譯文有錯誤，特意買了原著對照看，才知道金譯沒有錯，而且比原文還好，文字更細膩……」孩子一生沒有朋友。我作為父親，最有幸的是在這十年成為孩子最好的朋友、助手。我買了掃描儀、打印機，跑郵政幫他收外文樣稿，買資料書，翻譯完給他打印樣稿，譯文每本都是幾百頁，小山堆一樣，再幫他校稿、寄出樣書…… 每本書從樣稿到出版，我都是第一讀者。驚喜的是我從沒看到過一個錯字，22本書、近七百萬字，你說我不容易？是小宇更不容易啊！編輯部負責人來我家看過小宇，他說金曉宇譯的書稿寄到編輯部，大家都搶著做責任編輯，因為全書沒有錯字、錯句、錯譯，每本書都好賣，讀者反響很好。南大同學打電話祝賀孩子媽媽，「你們養了一個天才！」金曉宇的翻譯作品橫跨小說、電影、音樂、哲學多個領域但除了南大，翻譯界沒人知道金曉宇是誰，社會上沒人知道我兒子到底付出了多少心血，更沒人知道這些書是一個躁郁症患者翻譯的。從沒露出過笑臉的小宇，第一次眉開眼笑地告訴我，「爸爸，浙江圖書館裡也有我翻譯的書，我還特意去查了借書登記本，有很多讀者借過金曉宇譯的書哦！」新書出版後，小宇會去查看豆瓣評分，「爸爸，爸爸，都是8分以上，還有很多讀者評論好看……」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笑著點頭，「好、好」。 08 兒子步入正軌但老伴的身體撐不住了老伴這一生過得很辛苦，她當年是高材生，有文化有專業，她勤勞節儉，全家人四季衣服都是自己做的。小宇不知砸壞了多少東西，媽媽的縫紉機他從不砸。 2000年前後，老伴開始炒股。我們分工默契，我在家守兒子，她每天去證券交易所。我明白她炒股是為小宇存錢，從孩子童年瞎了一隻眼後，她的心就撲在小宇身上。後來小宇的病讓我們毫無辦法，她的絕望無奈都埋在心裡了。小宇在家翻譯，讓她看到一絲光亮，但她自己這盞燈卻要滅了。 2015年，老伴說自己記性不好，不炒股了，要把存款都交待給我。我這才知道她有200萬理財產品拿不回來，我想盡辦法追回款子，還是有50萬丟了。這件事後老伴的健康每況愈下，之後確診得了阿爾茨海默症，接著日常生活不能自理，在床上躺了三年。媽媽痴呆了，小宇非常難過，他說我能翻譯書是媽媽的功勞。每次出版社寄十本樣書給小宇，他都第一時間衝到床邊送到媽媽手裡，講給媽媽聽。後來，他媽媽開始不會說話、不認得家人。金曉宇少年時的家庭合影古話說，久病床前無孝子，但我兒子就是真孝子。媽媽痴呆了好幾年，他從沒對媽媽發過脾氣，還為媽媽做了很多事。白天他照顧媽媽，負責買菜，每天買媽媽喜歡吃的蝦，飯後洗碗，再給老媽洗臉。我管晚上的事，做三餐飯，給老伴剝蝦餵飯。他媽媽三年沒上過廁所，每兩小時要接一次大小便。先前她的腳還有力氣，抱她坐到床邊一個便桶椅上，後來只能抱著拖拽下來。我80歲了，真抱不動，幸虧有小宇。沒有小宇，我們可能都死了。小宇很仔細很耐心，有時小宇做這些事時，他媽媽的眼裡有淚。每天小宇抱著媽媽喊「老媽啊，老媽啊」。他心裡記著媽媽的恩，從六歲剩下一隻眼，媽媽就為他流淚，抱著他不知哭了多少次。我心裡想說，兒子啊，你長大後更是不知媽媽為你哭過多少次啊。這三年，我真正明白了什麼叫相依為命，這三年也是小宇翻譯衝刺時期，除了南大，別的出版社也找他翻譯了，書一本比一本厚。孩子的病症也奇跡般減少，照顧媽媽，日夜翻書，小宇一直很安靜很努力，直到去年11月。小宇的第22本是德文書。早在2016年，他就接到出版社約稿，請他翻譯德國思想家本雅明的《書信集》。這本書有53萬字。拿到德文書稿後，小宇通宵達旦查閱資料，連發病都忘了，只用一年時間就交出譯稿。可惜，因為出版社的原因，這本書遲遲沒能出版，小宇天天在等。這些年我們非常感謝社區、感謝湖墅派出所、拱墅區殘聯、僑聯的照顧，讓我兒子能夠健康地走向社會、為社會做更多貢獻。這些年也有人不理解，說我要兒子搞翻譯是為了掙錢，我只有苦笑。他們不知道翻譯根本不掙錢，新書只是我兒子命懸一線時的強心劑。 09 兒子不帶手機獨自去了溫州書久等不見，我最擔心的事還是發生了，去年11月之前小宇跑到溫州去了。每年11月到第二年3月，是小宇最難熬的日子。去年10月，兒子已經很久沒出門。這天吃過晚飯六點鐘，他說：「爸，晚上藥我吃過了，不會走遠，7點肯定回來。」我叮囑他早點回家，別的不敢多問。小宇出門從來不帶手機，7點、8點、9點……11點，我急了，跑到派出所報案。過去他在馬路上瞎晃，民警碰到都會帶他回來。第二天，民警查監控，發現小宇晚上乘151路到了城站火車站，買了去溫州的票。他身上可能有一百多塊錢。我急得團團轉，小宇卻回家了。問他去溫州幹什麼，他說下車吃了點東西就回來了。看他若無其事，我心裡叫苦，這是躁狂症發病的前兆啊。又過了幾天，小宇過馬路，迎面一個快遞員，他一拳打掉了人家的門牙…… 不久，七院來人，將小宇帶走。兒子呼天喊地：「爸爸救救我，我不去醫院啊，不要去啊。」 10 一個晚上，老伴走了 11月8日晚上，我像平常一樣睡前摸老伴的額頭、臉，再去摸腳。怕她冷了、熱了，摸了才知道。這天，我摸哪裡都是寒的，腳像冰塊一樣。我趕緊開空調，打到25度，又抱了一床毯子加在被子上。過半小時再摸，還是沒有一絲熱氣。我慌了，抱著她的頭靠在懷裡，「靠牢我靠牢我」，我臉貼著臉，但還是越來越冷。「你不能走，不能走啊！」，我把臉貼得更近，手哆嗦著摸她的鼻子，沒氣了，往下摸，心臟不跳了。我不知道怎麼辦，完全沒有思想準備。她走了，我兒子沒有媽媽了。我還在計劃給老伴做插管手術，有個90多歲的鄰居也是這個情況，做了手術還活著。我為什麼沒早給她做呢？這一夜我守著老伴越來越冷的身體，流淚，自責，後悔。雖然她早就不認識我，早就什麼都不知道，但我知道她還活著，知道我每天是為她、為兒子活著。她走了，我沒有一絲一毫的解脫。我已經習慣她活著，習慣天天為她做事。三年來我睡她床橫頭的沙發，晚上我能聽見她的呼嚕聲、呼吸聲、咳嗽聲…… 我像鐘錶一樣準時，兩小時准會醒來，跟她說話，給她翻身，餵她喝水……現在這麼安靜，什麼都聽不到了，什麼都不能做了。上周我去醫院看過小宇，給他送點吃的。每次去那裡看他，每次都聽他哭叫，「求求你帶我回家，爸爸我們回家吧……」兒子春天會回來，他會讓媽媽看他的新書。 11 後記天才翻譯金曉宇的故事，經《杭州日報》最先報道後，引發全網刷屏。善良的網友，被金性勇夫妻的父母深情，還有金曉宇的天才之痛，所打動。如今，這個感人的故事，又有了後續：「天才譯者」金曉宇已經出院回家了。他等待已久的《本雅明書信集》樣書也已收到，預計下月面市。如今，他正在全力翻譯第二本本雅明的著作《拱廊計劃》。很多網友想要幫助他們，從物質到精神。而父親金性勇婉拒了所有物質幫助，也謝絕所有人的打擾：考慮到兒子的身體和精神狀況，他不願被過度窺探。他們父子需要的，是平靜的生活和細水長流的關懷。對於他的天才兒子來說，翻譯事業就是他和命運抗爭的武器。父母對他的愛和不放棄，更是他堅持下去的動力和支撐。這是一個伴隨著巨大苦難與奇跡的真實故事。殘酷，而又溫柔。我讀了這個故事後，從中看見關於親情人生的6個真相： 1、父母是孩子的起點，我們都是踩著父母的肩頭走向遠方。金曉宇是天才，他出生於書香門第，父母是老牌大學生，哥哥也是學霸。這樣的家風，不僅讓他從小專注於閱讀，而且在他患病退學後，能依靠母親的人脈，謀得翻譯的工作，實現人生的價值。父母就是孩子的起點，必須承認這一點。我們都是站在父母的肩頭，才走向遠方。 2、上帝關上一扇門時，一定會打開一扇窗，你要找到窗口在哪兒。金曉宇因為病患退學後，雖然沒有接受完高等教育，但他一直堅持自學，甚至精通多國語言。這是他天賦所在，也是他療癒的手段。這樣的自律和刻苦，成就了他，讓他成為一位低調又偉大的翻譯家。人生本身就是局限求生。如果命運扼住了你的喉嚨，你就要學會撓它的胳肢窩，讓它鬆手。 3、凡是愛無法治癒的，藥物也無能為力。金曉宇患病後，不讀書，不上大學，不工作，不成家，亂砸東西，到處惹事，但他父母一一接受：「只要他還活著。」這大概是所有家有患兒的父母的心聲：當孩子生了病，父母之愛回歸真正之愛：除了健康，別無所求。遺憾的是，很多健康的孩子，父母卻迷失於名利得失和成敗輸贏中。 4、學歷不是一生的證明，學習力才是。這個故事中，最打動我的，除了父母情深，就是金曉宇超強的學習力。他竟然看完了杭州圖書館的幾乎所有圖書。僅憑這一點兒，他就超越了我們太多人：正兒八經拿到本科、碩士和博士學歷的人，出了校門後，像他這樣如飢似渴讀書的人，也不多。金曉宇感動全網，不是他翻了22本書。而是他從未放棄過自己，還有他的終身學習力。 5、天下之愛，多以聚合為目的，唯有父母之愛，指向分離。患病的母親曹美藻，最放不下的人，是小兒子金曉宇。為此，她年邁之後，還要去炒股，只為多賺錢，自己老後能給小兒子留足生活費。而父親金性勇之所以把天才兒子的故事，講給記者聽，也是希望老伴走了，他也老了，熱愛翻譯事業的兒子，能得到更多人的幫助。父母之愛，愛之深，深到離別後，顧皆從遠計。 6、那個看似不太有出息的孩子，才是來報恩的。平心而論，金家的兩個兒子，都非常優秀。大兒子金曉天，復旦學霸，出國留學，定居國外。小兒子金曉宇，因為病患退學，但成了翻譯家。和哥哥相比，患病後，沒有成家也沒有朋友的金曉宇，成了陪伴父母最久的人。母親最後三年，就是在他和父親的精心照顧下，安然離世的。留在父母身邊，看似沒有出息的那個孩子，才是來報恩的。這也是我們很多家庭的寫照。今天的故事，讓更多人從中看見愛和溫暖。

四　時尚問題東邊日出西邊雨看來，服飾這事，還真不能視同兒戲。往大裡說，它即便不是“治國之綱”，至少也是“治國之方”。往小裡說，它是一個人內心美醜和道德修養的表現，也是對他人的尊重和一種禮儀。也就是說，服飾、禮儀、道德是三位一體的。失儀必失禮，失禮必失德，失德必失國。這樣，一個人，尤其是一個有身份有地位有修養的人，就不能隨隨便便，想穿什麼就穿什麼，想怎麼打扮就怎麼打扮。因此，中國文化在傳統上，是反對和厭惡“奇裝異服”的。在許多中國人眼裡，奇裝異服簡直就是壞人、流氓、色鬼和品性惡劣者的代名詞。改革開放以前，但凡正派人士和良家婦女，只要一見到身著奇裝異服者，就像見到了麻風病人，避之惟恐不及。這種厭惡和反感，在歷史上甚至曾經導致謀殺案的發生。比如鄭文公之殺子臧就是。事後有人評論說：“服之不衷，身之災也。”一件奇裝異服，竟招來殺身之禍，而輿論還認為是理所當然，可見穿衣戴帽，還真不能隨人所好。穿著奇裝異服要遭人非議、厭惡，甚至嫉恨，穿著過時的服飾，用過時的方式裝飾自己，則會遭人笑話。白居易詩雲：“小頭鞋履窄衣裳，青黛點眉眉細長，外人不見見應笑，天寶末年時世妝。”原來，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流行胡服，女裝多“襟袖窄小”。到了唐憲宗元和年間，早已流行“大髻寬衣”，袖寬往往超過四尺。至於畫眉，也由時興細而長的“蛾眉”，改為時興闊而短的“廣眉”了。其實，蛾眉原本是極美的。杜甫詩雲：“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金門，卻嫌脂粉涴（Wò）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就是說楊貴妃的姐姐虢國夫人自恃天生麗質光彩奪人，朝見皇上也不施粉黛，卻仍要“淡掃蛾眉”，可見蛾眉之美。然而，曾幾何時，“青黛點眉眉細長”竟成為“外人不見見應笑”的過時裝飾了。可見“時髦”也是極重要的。朱慶餘詩雲：“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講的就是這個道理。既痛恨奇裝異服，又害怕過時落伍，這可真是“東邊日出西邊雨”，有點讓人摸不著頭腦，也和飲食的表現大相徑庭。說來也是有趣，飲食和服飾雖然都為中國文化所看重，實際情況卻似乎不大一樣。飲食比較保守，服飾則比較新潮。飲食的變化可以說是最小最慢的。古人用筷子，今人也用筷子；古人吃米飯饅頭，今人也吃米飯饅頭；五千年前吃火鍋，現在依然吃火鍋。無論食品原料、烹調方法、進餐方式、習慣口味，都基本保持“中國特色”，難得一變。當然，要說一點沒變，也不是事實。不過，即便最愛吃麥當勞、肯德基的孩子，也不是天天都吃。如果天天吃，還愛不愛，就很難說；長大了，還愛不愛，也很難說。再說，不吃西餐和洋速食的，畢竟還是大多數。所以，仍有人認為，在西方文化不斷傳入，世界文化趨向認同的未來，飲食，可能是“中國特色”的最後一塊陣地。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金門，卻嫌脂粉涴顏色，淡掃娥眉朝至尊。（選自《新增百美圖說》，邱壽喦作，光緒十三年蘇州石印本。）服飾的情況就不大一樣了。如果說飲食是一位因循守舊的老先生，那麼，服飾便像一個追新逐奇的小姑娘。中國的服飾，曾屢經變化。說得遠一點，有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說得近一點，則有辛亥以來的“逐年西化”。今日之服裝，不要說與千百年前大相異趣，便是與十多年前也大不相同。但不管怎樣時尚化，總歸是和國際接軌而不是和傳統接軌。傳統的服飾，大概只剩下了博物館的意義。城市裡已很難見到中山裝，農村裡小夥子的白羊肚手巾和姑娘的大辮子，也不大容易看見了。事實上，咱們這個最最痛恨奇裝異服的國度，恰恰也是最最愛趕“時髦”的地方。許多外國名牌在中國的暢銷，就連外商也感到奇怪。他們無法理解，一個中國人竟會用數月的工資去換一塊體面的包裝布，“十六歲的花季”們也能瀟灑地走進時裝專賣店，用父母的血汗錢換取時髦。看來，我們確有必要討論一下與服飾有關的時尚問題。時髦之謎一般地說，所謂“時髦”，總是新奇玩藝。趕時髦就不會反對奇裝異服，痛恨奇裝異服就不會趕時髦。中國人又反對奇裝異服，又愛趕時髦，豈非莫名其妙？說怪也不怪，原因就在於中國文化的思想內核是群體意識。依照群體意識，每個人都是群體的一員，每個人的生存都要以群體的存在為依據，每個人的價值也要以群體的判斷為標準。換句話說，每個人的尊卑、貴賤、優劣、是非、善惡、美醜，都歸群體和他人說了算。更何況，服飾這東西，原本就是穿來給人看的。如果沒人看，穿得再漂亮也沒有意思。陸遊詩雲：“驛外斷橋邊，寂寞開無主。”花兒尚且不能無人觀賞，況美貌盛裝之人乎？所以愛美的女子一旦無人觀賞，也就無心梳妝。這就叫“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己者容”。既然穿衣打扮，原為讓人觀看，則每個人的服飾，便必須依照物件而確定，不能隨心所欲，別出心裁。完全不假修飾，固然粗野鄙俗，讓人“看不起”；過於講究修飾，又未免虛偽做作，讓人“信不過”。所以孔子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什麼是“彬彬”？彬彬，就是“相半之貌”。文質彬彬，就是既文雅又樸質，既有修養又不失本色，這樣才是真正的君子。正人君子既然必須“文質彬彬”，當然也就不能“奇裝異服”。奇就是“不正”，異就是“不常”。不正常，也就“不正經”。不正經，不是“歪”，就是“邪”。奇裝異服既然是“邪門歪道”，正人君子當然穿不得。那麼，其他人呢？更穿不得。因為其他人似乎更沒有資格搞特殊。什麼是奇？什麼是異？奇就是“少見”，異就是“不同”。“少見”便難免“多怪”，“不同”則異於“凡響”。如果是老外，自然“稀罕少見”；如果是皇上，自然“與眾不同”。所以，老外和皇上的服飾雖然和咱們不一樣，卻不叫“奇裝異服”。中國的普通老百姓就不行了。要啥沒啥的，有什麼資格自行其是、與眾不同？沒有。既然沒有，那你就規矩點。實際上，奇裝異服之所以遭人物議，表面上看是因為不合“禮”，實質上則是因為不合“群”。想想看吧：大家都穿這樣的衣服，你卻偏要穿那樣的衣服，這不是存心要和大家過不去嗎？不是存心要讓大家瞧不順眼嗎？不是公然不把大夥放在眼裡嗎？不是太狂妄、太自大、太目中無人、太自以為是了嗎？難道別人都不愛美就你懂行？——厭惡、反對、痛恨奇裝異服者，大多是這種心理。不能說這種心理毫無道理。道理也很簡單：既然服飾是對他人的尊重，那麼，穿著“奇裝異服”，當然也就要被視為對他人的蔑視。並且不僅僅是對某一個人的蔑視，而是對公眾、對群體的蔑視，這就理所當然地會引起“公憤”。至於穿著過時服裝，用過時的方式裝飾自己，情況則又不同。表面上看，這也是“不合群”。但這種不合群，並不是故意和大家作對，更不是看不起群眾，反倒會被群眾看不起，當然也不會引起反感、憎恨和敵意。趕時髦的情況又要複雜一點。中國人愛趕時髦嗎？愛的。中國人承認自己愛趕時髦嗎？不承認。所謂“時髦”，即“流行於時者”。沒有一定的人數，就稱不上“流行”。所以，時髦也是一種群體行為，與奇裝異服不同。奇裝異服是“標新立異”，故意“與眾不同”；趕時髦則是“隨波逐流”，生怕“落伍掉隊”。二者之間，有著本質的差別。事實上，中國人反對奇裝異服，並非反對“時髦”，而是反對“獨異”。“獨異”是一個人和大傢夥兒鬧彆扭，所以會成為眾矢之的；“趕時髦”則是大家一窩蜂地去做同一件事，當然不會犯眾怒。其實，趕時髦的人都有一種“合群性”。他們眼見得群體前進了，生怕跟不上，這才去趕。因此不是“不合群”，毋寧說是“合群之心太切”，過於猴急而顯得可笑，不夠穩重而被人鄙夷。可見，趕時髦即便有什麼“不是”，其錯誤也不在“時髦”，而在於“趕”。因為依照群體意識，要時髦，也得大家一起時髦，你一個人匆匆忙忙地趕什麼呢？然而，時髦這玩意，不趕又是不行的。不趕，就會過時。一旦過時，再趕上去，不但討不到什麼便宜，反倒更加可笑。同樣，太趕，也是不行的。因為是時髦，就不會是“老一套”，總是新鮮玩意，也就多少有些風險。如果還沒弄清它是否會流行於時，就匆匆忙忙趕了上去，結果無人響應，豈非成了奇裝異服，或奇裝異服的跟屁蟲？這就不能不預留後路。辦法則是宣佈自己不趕時髦，甚或視趕時髦為可鄙。結果，趕時髦就成了一個貶義詞，專一用於那些追新逐奇趕潮流跟浪頭，手忙腳亂變來變去的人。其實，中國人哪有不趕時髦的。想當年，搞“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一夜之間，全國到處都是黃軍裝、紅袖章，那可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時髦。超前有風險，落伍遭恥笑，因此，中國人處理時尚問題，就有兩條原則，也是兩條古訓，一條叫“變通以趨時”，一條叫“不為天下先”。“變通以趨時”與“不為天下先” 先說“變通以趨時”。中國人喜歡變嗎？不好說。一方面，中國人最不喜歡變，最好是“天不變，道亦不變”，大家墨守成規，照葫蘆畫瓢，便天下太平。因此有“以不變應萬變”甚至“萬變不離其宗”的說法。另方面，中國人又最善變。而且，有時變化之快，彎子轉得之大，連自己都會嚇一跳。比如，剛剛還罵過革命黨的，一轉眼辮子就盤到頭頂上去了；前不久還自稱“大老粗”並以“大老粗”為榮的，一轉眼，就有了“大專以上學歷”和“高級職稱”。總之，當真要變，也可以變，而且說變就變，又哪有什麼“祖宗成法不可變”！這就叫“變通以趨時”。也就是說，時代變了，服飾及其他方面，也要跟著變，否則就是“不合時宜”。不合時宜便會落伍。嚴重一點的，則會丟了身家性命。因為“時變”常常因於“政變”，“易服”往往意味著“易主”。大家都跟著去朝拜新皇帝、當新國民了，你自家一個人還穿著舊時冠服，便難免被視為“敵對分子”。要不然，大小也就是換件衣服變個髮式的事情，為什麼不跟著做？即便不是對抗，至少也是心裡面鬧彆扭，背地裡犯嘀咕。這就不討人喜歡，也“吃不開”。所以中國又有一句古訓，叫“識時務者為俊傑”。就是說，時勢變了，風頭變了，大家都跟著變了，你也要儘快變過去，否則就會“背時”。背時就是倒楣，趨時才有甜頭。關鍵要看什麼東西“行時”。“行於時”才“行得通”。行得通的事不做，偏去做行不通的事，豈非犯傻？所以不變不行。尤其是服飾，就更得跟著變。你想，行頭行頭，如果不“行”（行時），還能叫“行頭”麼？何況要變也不難。反正首先要變的，都不過是表面的東西，如服飾之類。骨子裡的東西，亦不妨依然故我。所謂“洋裝雖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國心”，就是這個意思。換句話說，“改頭換面”不等於“脫胎換骨”，“煥然一新”並不妨礙“我心依舊”的。但是表面文章，卻也不可不做。因為跟不跟，是“態度”問題；跟不跟得上，是“水準”問題。水準不高，無可指責；態度不對，便要整肅。所以時勢變了，人們也會跟著變，至少在口頭上和表面上是如此。只要口頭上和表面上變了，就不會有人追究。便是有人想追究，也無從下手。因此一到時勢大變，想頂也頂不住的時候，中國人也會敷衍敷衍。叫掛龍旗就掛龍旗，叫掛五色旗就掛五色旗，叫掛青天白日旗就掛青天白日旗，甚至叫掛膏藥旗就掛膏藥旗。這也是中國人的生存之道：隨機應變，曲線救國，先存活下來再說。當然也有真變的。近一百年中國的變化就很大，近二十年又為最。顯然，中國人並不一味地反對“變”，更不反對“趨時”，反對的只是某個個人的“超前”和“出頭”。“出頭的椽子先爛”，“槍打出頭鳥”，“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歷史上那些帶頭搞改革的，幾乎都沒有什麼好下場。商鞅是被車裂了的。王安石雖然沒有被車裂，名聲卻一直不好。再說帶頭也沒什麼好處。第一個吃螃蟹的雖然在理論上是英雄，可又有誰記得他是張三李四？因此又有第二條原則，叫做“不為天下先”。所謂“不為天下先”，不但是“不為戎首”“不為禍始”，而且也“不為福先”。也就是什麼事都不要走在前面。壞事固然不能帶頭幹，好處也不能得在前面，因為那會遭人嫉妒。一兩個人嫉妒問題還不大，如遭眾人嫉妒，那就要倒楣了。最好是“隨大流”。既不用擔風險，又不用費腦筋。就算錯了也沒關係，反正“首惡必辦”，“脅從”則可以“不問”。沖在最前面的人犧牲倒下之後，勝利的果實豈非正由中下游者享用？這正是群體意識的體現。在一種“群體至上”的文化中，個人總是渺小的，群體才是偉大的。群體強，個人弱；群體力量大，個人能耐小；群體代表著正確方面，個人則難免要犯錯誤。所以，一個人，只有融入群體才“吃得開”，被稱為“分子”的則往往“吃不開”，比如“地主分子”、“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因此有人戲言，說中國知識份子之所以又“窮”又“臭”，就在於不幸而為“分子”之故。總之，變也好，不變也好，快變也好，慢變也好，都不是問題的關鍵。關鍵是既要“隨機應變”，又要“隨波逐流”。反正只要“合群”，就不會有什麼錯誤。如果居然“敢為天下先”，成了“分子”，那麻煩可就大了。從上與從眾的確，“合群”才是最重要的。什麼是“群”？“獸三為群，人三為眾”。獸為群（如羊群），人為眾（如民眾），合起來就叫“群眾”，也就是像羊一樣跟著“牧羊人”（君）、跟著大家一起走的“人眾”。於是，中國人的變通趨時，又有兩條原則，一是“從上”，二是“從眾”，——一個人跟著另一個人，最後變成三個人。其實，時髦幾乎從來就是“從上”的。“上有所好，下必從焉”，歷來如此。“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吳王好劍術，國人多傷疤”，審美風尚的形成往往源於上流社會的好惡與宣導。“一叢高鬢綠雲光，宮樣輕輕淡淡黃，為看九天公主貴，外邊爭學內家裝。”（王涯《宮詞》）宮廷、豪門、都市，從來就是形成時尚、領導潮流的“頭羊”。這是有例的。比如“長冠”（又叫“齋冠”），是一種竹皮冠，相傳是劉邦發跡之前發明的，所以又叫“劉氏冠”。劉邦發跡之前，不過是個混混。雖然謀了個“泗水亭長”的差事，也不過是個試用的吏員。他頭頂上的那個竹皮冠，又能怎麼樣？只因為它是高祖早年所造，後來竟被定為官員的祭服，而且爵非公乘以上，還沒資格戴。又比如“花鈿”（又稱“額黃”），是一種兩眉之間的裝飾。它的緣起，據說是南北朝時，南朝宋武帝之女壽陽公主一日仰臥簷下，一朵梅花正好落在額上眉間，染成顏色，拂之不去。宮女們見之奇異美觀，便競相效仿，蔚為風氣。李商隱《蝶》詩雲：“壽陽公主嫁時妝，八字宮眉捧額黃”，說的就是它。最可笑的是“點痣”，原本是天子後宮嬪妃，月事來臨時，不便奉承龍恩，又不便言說，便以朱砂點面為標記，傳到宮外，竟也成為一種裝飾了。顯然，“從上”就是“崇上”，而“崇上”也就是“崇尚”。一個社會崇尚什麼不崇尚什麼，誰說了算？難道是老百姓不成？當然是“上面”說一不二。何況“跟著上面走”，大家也心甘情願。下層社會對上流社會總是盲目崇拜的，再說也“保險”。因為一方面，懲罰總是“自上而下”的；另方面，也“刑不上大夫”。這樣，從上，就可以避免承擔始作俑者的風險，即便錯了，也不會被視為奇裝異服而受到追究。更何況，在中國古代社會，無論飲食起居、服飾裝扮，宮廷較之民間，都市較之鄉村，上層較之下層，總是更豪華、更排場、更精美、更先進。跟著上面走，就既保險，又可“得風氣之先”，何樂而不為呢？南朝宋武帝之女壽陽公主，一日臥於殿簷下，一朵梅花正好落在額上眉間，拂之不去，竟形成一種眉間裝飾——額黃（花鈿）。（選自《新增百美圖說》，邱壽喦作，光緒十三年蘇州石印本。）“從眾”的心理也如此。中國人做事，對錯先不論，只要是“大家”都這樣做了，便先有了三分“合理因素”和“保險係數”。即便果真錯了，也毋庸憂慮會受懲罰。因為“法不治眾”，懲罰總是針對少數人的。要打擊和能打擊的，只是“極少數”、“極個別”膽敢出頭的“分子”。至於“群眾”，則只是教育問題，頂多問個“盲從”之罪。但“盲從”其實是無罪的。因為既然是“盲”，當然也就“看不清”。看不清就不知道，不知者不為罪。何況看不清的，又不止一個兩個，可見不容易看清。是非本不易看清，咱們又有點盲目，哪能不犯錯誤呢？話說到這份上，你就是想追究，也追究不下去了。中國人喜歡“從眾”，還因為依照群體意識，每個人的價值都要由群體來確證。這樣一來，群體和他人，便成了鑒定衡量自己言行是非對錯的標準。群體和他人可以做的，自己也可以這樣做；群體和他人都不做的，我們自己就做不得。比如阿Q欺負小尼姑，明明是“非禮”，阿Q也要強詞奪理地說：“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其實和尚何曾摸過？又有誰說和尚摸得？沒有。可見是胡說。但阿Q卻非得假定和尚摸過摸得不可。因為只有如此假設，他的非禮才是“從眾”，也才合理合法，心安理得。既然說話辦事，都是跟著別人跑，用別人的眼睛看事物，用別人的腦袋想問題，按照別人做過的做事情，則一旦犯了錯誤，亦往往不假思索地便把責任都推到別人的身上，諉過或遷怒於別人。比如阿Q，捉不到可以咬得很響的大蝨子，便遷怒于王胡；挨了王胡的打，又遷怒于假洋鬼子；挨了假洋鬼子的打，則又遷怒于小尼姑，並把所有的賬，都算到最後才見到的小尼姑身上：“我不知道我今天為什麼這樣晦氣，原來就因為見到了你！”可惜阿Q早生了幾年，又沒有文化，否則他的“調戲”吳媽，完全可以委過於讀了當代某作家的書。然而阿Q也不幸，只好怪小尼姑的臉上，不該“有一點滑膩的東西”了。這當然很便當，也很省心，只可惜也不會有什麼長進。因為把責任都推到別人那裡去了，沒自己什麼事，自然也用不著反省，用不著改進。一個不知反省的人，對別人也不會有真正深刻的理解；而一個對自己都不負責的人，又怎麼談得上對國家民族負責？如果只是某一兩個人這樣，倒也罷了。倘若全民族每個人都如阿Q，則其前途也就十分堪憂。“一窩蜂”與“一刀切” 問題還不止於此。就說阿Q。阿Q的欺負小尼姑，究竟是一時衝動呢，還是預謀已久呢？我們知道，阿Q是個內心沒有成算的人。要說他早就在策劃這樣一個“非禮事件”，顯然不是事實。但要說他從來沒有想過，也不是事實。阿Q有一個“理論”：凡寡婦，都想偷漢；凡尼姑，均與和尚“吊膀子”。如此，則所有的尼姑，便都曾經被和尚摸過。這就使他憤憤不平：和尚摸了，我阿Q沒有摸，豈不是吃虧？那就一定要摸他一次！顯然，所謂“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其實還有一層意思沒有說出來，那就是：“和尚摸了，我也要摸”。換一種更帶普遍性的說法，則是：“別人有的，我也要有。”這種心理，就叫“攀比”。中國人喜歡攀比。你穿名牌，我也要穿名牌；你戴首飾，我也要戴首飾；你分房子，我也要分房子；你評職稱，我也要評職稱。反正得“大家一樣，人人有份”。這似乎也很合理。因為依照群體意識，我們原本就是從眾從上，跟著別人走的。既然別人沒有的我們也不能有，別人沒幹的我們也不能幹，那麼，別人幹了，我們為什麼不能幹？別人有了，我們為什麼不能有？於是，就有了“一窩蜂”和“一刀切”。魯迅先生早就描述過中國人的“一窩蜂”：一個人在街上吐了口口水，並蹲下來看，立即就會圍上一大堆人。這時，如果看客中有一個人發一聲喊，拔腿就跑，那麼，大家也就會跟著一哄而散，真不知“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中國人的這種“一窩蜂”，真是隨處可見，隨時可見。就拿鍛煉身體來說，喝紅茶菌便都喝紅茶菌，打雞血針便都打雞血針，做甩手操便都做甩手操。最近聽說又有人推出“喝尿療法”，不知能蔚然成風否？當然，身體畢竟是自己的。拿自己的身體去做“一窩蜂”的實驗品，那也最多是“咎由自取”。倘若連國是也如此操作，比如一窩蜂地去大辦鋼鐵，或一窩蜂地去抓走資派，便難免弄得國無寧日。建國後的許多運動，儘管事後證明並不正確，當時卻能毫不困難地發動起來，原因之一，便不能不部分地歸結為這一民族心理。中國人為什麼會“一窩蜂”？非他，群體意識而已。依照群體意識，凡屬群體的，也一定是正確的，誰願意犯錯誤呢？凡屬群體的，也一定是保險的，誰又願意擔風險呢？就算錯了，犯錯誤的又不是我一個人，吃虧的又不光是我自己，怕什麼！反倒是，如果大家都進步了，都沾了光，占了便宜，就我一個人落伍吃虧，那才叫慘呐！更何況，中國人早就把腦袋，把思考選擇的權利和相應的責任都交給了群體交給了他人，只怕是連想都不會想，就跟著跑了。當然也就會“一窩蜂”。與“一窩蜂”相配套的作業系統叫“一刀切”。所謂“一刀切”，就是對一應問題，各色人等，均不問高矮胖瘦、青紅皂白，一律按同一標準處理。比如，一到六十歲，不論身體好壞，能力高低，工作是否需要，都統統退休。不到年齡而自願退休者，則一律不准其退。這顯然是“一窩蜂”的翻版。但“一窩蜂”是群眾的事，“一刀切”則是領導的事。群眾沉在基層，難免是非不清；領導高屋建瓴，難道也不明事理？不是不明，而是太明，——不“一刀切”，就會“擺不平”。你讓張三退休李四不退，張三不會有意見？你讓王五晉升趙六不升，趙六不會鬧情緒？沒法子，只好“一刀切”。所以儘管誰都明白“一刀切”並不合理，但不管誰當了領導，也都只能如此辦理。其實，即便“一刀切”，有時也不靈的。因為攀比攀比，除了“攀”，還有“比”。既然是比，就要比個高低，比個優劣，比個勝負，比個水落石出。於是，你蓋三星飯店，我就蓋五星的；你分了三房一廳，我就要四房兩廳。可見，攀比並非就是“人人有份，大家一樣”，骨子裡還是“出人頭地，高人一等”。這樣，從眾，也就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跟著”別人走，另方面則是一心要“比過”別人。因為“跟不上”固然沒面子，“比不過”也同樣沒面子。所以非攀比不可。這就牽涉到“面子”了。事實上，服飾禮儀也好，攀比心理也好，都關乎面子，而面子，則是每個中國人都不能沒有的東西。那麼，面子是什麼？

癌王「胰臟癌」是吃出來的！全家接連確診只因「愛吃糖」 | Heho健康 | LINE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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