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大寫的男人》 1919年的秋天，林語堂申請到了官費留學的名額，到美國哈佛大學讀文學系，剛讀了一年，他的助學金就被停掉了，眼看著就要退學斷炊了。萬般無奈之下，他向一位不太熟悉的朋友胡適求助，⋯⋯

中國出了個鬼才 01 玩出來的國學大師民國湧現了無數大師，哪一位大師最聰明、天分最高？有人說是胡適。胡適一生，拿了36個博士學位，涉足文學、哲學、歷史、教育多個領域，可謂學霸中的學霸、天才之中的天才。可後來有人去問胡適：“在先生這一輩人中，先生恐怕是最聰明，天才最高的了吧？” 胡適聽完卻連忙擺手搖頭：“不然！趙元任先生就比我聰明。” 等等，胡適的名頭如雷貫耳，可趙元任是何方神聖？中文拼音知道吧？就是在他設計的國語羅馬字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倉央嘉措的情詩知道吧？就是趙元任最早收集整理的；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三位總聽過吧？這三位和趙元任並稱“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趙元任當上“四大導師”之一的1925年，梁啟超，52歲；王國維，48歲；陳寅恪，35歲；而趙元任，僅僅只有33歲！他是最年輕的一位。最神奇的是，他大學本科主修數學，在哈佛大學拿了哲學博士學位，畢業後跑到康奈爾大學當物理講師，最後卻成了著名語言學家和音樂家，被人尊稱為“中國現代語言學之父”。趙元任曾說：“我想我大概是生來的語言學家、數學家和音樂學家。” 輕輕鬆松一學，就精通了8國語言和33種漢語方言；隨隨便便一搞，就譜出神曲《教我如何不想她》，霸佔民國流行樂壇十多年。趙元任的女兒曾問他：“爸為什麼會搞語言學？” 趙元任答：“好玩兒唄！” 人這一生的成就，有兩種不同的獲得途徑：一種得頭懸樑、錐刺股，是下笨功夫熬出來的；而另外一種，完全是天資聰穎、骨骼驚奇，純粹靠一顆玩心，也能玩出大師級的高度。趙元任，顯然就是後者。 02 聰明人學東西，玩玩就會趙元任，出身自名門望族。傳說他的三十一世祖，是宋太祖趙匡胤；他的六世祖，就是清朝著名詩人趙翼。趙元任小時候，祖父在北方做官。每當祖父在衙門裡升堂，令衙役行刑打人屁股，趙元任總會在一旁細看。別人看竹板打屁股，打得血肉橫飛，恐怕只是圖個樂呵。趙元任不一樣，一邊觀察著玩，一邊就在研究打屁股的節拍，和衙役獨特的計數方法： “十一、二，三一、四，五一、六” “一、二十、二，三、二十、四”。他後來回憶說：“我數過很多次，一次也沒有發現行令的人數錯過。這套計數系統真有意思。” 你是不是沒搞懂這計數方法怎麼回事？大方承認吧，你的智商，可能趕不上學齡前的趙元任。當然，這不丟人。趙元任會玩、也懂玩，從生活中就能玩出知識、玩出學問。玩得最有水準的，當屬語言方面。去南京讀書時，有一次和同學外出聚餐，這一桌同學來自全國各地，講不同方言： “儂曉得伐？阿拉上海寧！” “丟雷老母！白話雷明唔明？” “龜兒子，日你屋裡先人板板！” 沒想到一頓飯下來，趙元任竟然能用八種方言，和同學們挨個交流，驚得大家一個個面面相覷，佩服得五體投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趙元任去巴黎開會，和當地人大說巴黎土話，結果被人以為是巴黎本地人，對他感慨說：“你總算回來啦！” 去了柏林，和當地人講柏林腔德語，也被柏林人當老鄉：“上帝保佑，你躲過了這場災難，平平安安地回來了。” 趙元任學語言這麼厲害，可也沒怎麼勤學苦練，就是玩著玩著就學會了。他10歲前就會了10門方言。他從家教那學會了常州話，從大姨媽那學會了常熟話，從伯母那學會了福州話，跟著一個親戚一陣子，很快就把親戚老家的方言都說溜了。英國哲學家羅素來華巡講，趙元任陪同當翻譯。在上海到長沙的輪船上，趙元任遇到一些湖南人，就在和他們的閒談之中，順便學了點“皮毛”的湖南話。到了長沙以後，羅素開講，用英語嘰哩哇啦說了一大堆，趙元任現學現賣，全部翻譯成湖南話。等演講結束，一個學生還沖上臺來問他：“趙博士，你是湖南哪個縣的？”據說，這個學生就是毛澤東。趙元任擔任羅素翻譯趙元任當年報考庚子賠款官費留美生，考試科目裡有拉丁文，他一點都不會。結果他既沒有報輔導班、也沒有買押題密卷，就考前幾個星期稍微自修了一下，臨時抱了下佛腳，沒想到就考了個第二名的好成績。他的老哥們胡適，僅僅才考第五十五名。我曾經被一個朋友告誡過：“不要誇我勤奮，否則你就是在侮辱我的智商。” 笨人學東西，愛用笨功夫，但笨功夫做出來學問，有一股自虐式的酸腐氣；只有玩著學、學著玩，學東西學得舉重若輕，那才顯得出真水準、真本領。 03 玩出來事業有大格局趙元任最大的成就，在語言學和音樂兩個領域。在音樂領域，他最重要的作品，就是他貪玩玩出來的成果。有一次，趙元任去杭州西湖遊玩。走著逛著，進了西湖邊上一個木魚店。木魚店裡的木魚品質很差，但趙元任童心發作，竟然就在木魚店裡很有興致地玩了起來。他敲敲這個、敲敲那個，不一會兒就選了十幾個木魚出來，排成一排。然後靈光一動，用兩隻手去敲木魚，敲出了一段旋律來。人人爭唱的名曲《教我如何不想她》，就是這樣敲木魚敲出來的。趙元任會隨身攜帶一個五線譜本子，無論走到哪裡、在何時何地，只要一有靈感，就會翻出本子來先記下。他的女兒曾說：“他的許多音樂作品，都是在刮鬍子的時候創作的。”換句話說，都是不經意間玩出來的。學術界公認，趙元任是我國全面利用現代語言學理論方法研究中國語言並取得世界性聲譽的第一人。更令人稱奇的是，趙元任不僅是天生的語言奇才，還是天生的音樂怪才。語言和音樂，在趙元任這裡，基本就是硬幣的兩面，觸類旁通。他是中國第一首鋼琴曲的創作者，“中國第一情歌”《教我如何不想她》的譜曲者。由他作曲的作品達100多首。《教我如何不想她》是劉半農寫的新詩，後來趙元任給譜了曲，一下子紅遍中國，迄今仍是許多音樂會的必唱曲目。1934年，在北京的一場音樂會上，《教我如何不想她》大受歡迎，有人發現劉半農就在現場，於是提議請詩人與大家見面。劉半農靦腆地站了起來，不料有一位姑娘喟然歎日：“原來是一個老頭子！” 劉半農事後作了首打油詩自嘲：“教我如何不想他？但恨不能同吃茶。原來是個老頭子，教我如何再想他！” 1936年，趙元任演唱《教我如何不想她》趙元任覺得語言學“好玩兒”，於是，再辛苦的調查工作，對於他來說，就如同有趣的遊戲。他曾和助手一起去蘇南、浙江調查吳語方言，一天要跑好幾個地方，調查完才去找旅館，結果常常是連小旅館都找不到，只好住在農民家裡，非常辛苦，助手往往叫苦不迭，但趙元任反而自得其樂。有一回，他們夜間趕火車，準備從無錫去往蘇州，但是只買到四等車票，座位是那種硬得硌屁股的硬板座。上車以後，也管不了那麼多，太疲倦，拿小提箱做枕頭，倒頭呼呼就睡。結果醒來後發現車廂裡漆黑一片，往外一看，壞了，別的車廂都開走了，就留下這一節車廂沒動。車廂裡又黑暗又寂寞，助手慌了手腳，連聲問怎麼辦。趙元任詼諧一笑，卻說：“現在外面旅館也不好找，我們就在車上睡到天亮吧！” 這一次調查的成果，最後整理成《現代吳語的研究》一書。這是中國第一部用現代方法研究方言的著作，在語言學界的地位很高。但就是這麼一部煌煌大著，卻是趙元任自得其樂地“玩”出來的。在那個年代，常常有人冒出奇談怪論，認為是漢語阻礙了中國人的科學思維，漢語是導致中國落後的罪魁。但趙元任卻強烈反對這種說法：“作為一個以漢語為母語的人，我想說，漢語在科學上優於西方語言。” 趙元任曾說：“對於學術，要懷著女人對男人的愛；而對於藝術，要具有男人對女人的愛。” 學術和藝術，在他的眼裡，和愛情一樣有趣，讓人迷醉其中，不能自拔。也許正是這份執著與熱愛，最終讓他站在學術巔峰，有了更開闊的視野，展示出了大宗師般的大格局。 04 婚姻的保鮮術重在一個玩字和那個年代大部分男女一樣，趙元任14歲那年，家裡人就給他定了一門親。姑娘姓陳，沒見過面。他沒膽子當面拒絕，只是在日記裡哀歎：“婚姻不自由，我至為傷心。”而這一傷心，就傷心了整整十四年，直到他二十八歲那年，遇上了大他三歲的楊步偉。出身南京望族的楊步偉，當過女校校長，拿過醫學博士，還創辦過一家私立醫院。至於性格嘛，楊步偉的老爹誇過她：“你剛強得像個男子。”女人的身子，男人的性格，剛強、直爽、率性。趙元任和楊步偉第一次見面，楊步偉就問他：“你學什麼的？” 趙元任說：“學哲學的。” 楊步偉說：“一個人好好的，幹嘛學哲學？” 一席話搞得趙元任特別尷尬，但楊步偉直爽的性格，卻給了他很深的印象。於是，趙元任三天兩頭就跑去看楊步偉。很快，他們兩個人談起了戀愛。這場戀愛，從一開始就很好玩：趙元任會打電話給楊步偉，將聽筒放在鋼琴旁，彈鋼琴給她聽；趙元任忙著和楊步偉約會，甚至把要給羅素當翻譯的事都忘了，把羅素晾在講堂上，左等右等都等不來趙元任，急得團團轉。等趙元任想起這事的時候，才攜著楊步偉匆匆趕回來，氣得羅素連聲對他說：“壞傢伙，壞傢伙！” 一年之後，趙元任退掉了家裡包辦的婚約，選擇和楊步偉走入婚姻殿堂。他們的婚禮簡單、新穎，直接去公園照了個相，再做成通知書，分寄給400多位親友，還堅決不要大家送來的禮金。這就是婚禮的全部內容，沒那麼多繁複的規矩禮儀，顯得別開生面、有趣好玩。這一舉動，在那個年代，可謂轟動一時，連報紙都發特號做了報導：《新人物的新式結婚》。常常聽人說：“婚姻要有儀式感。” 結婚不大操大辦，顯得寒磣，既證明對方不把你當回事，又不能保證婚姻的長久穩定。然而在名人出軌納妾盛行的民國，趙元任和楊步偉這一對，儘管個性不同、儘管生活中偶有爭吵，但一路披荊斬棘，相伴走過了六十年的風雨。六十多年的婚姻裡，他們用一顆會玩的童心，來保持婚姻中的和諧度和新鮮感：他們兩口子會做一個日程表，在家裡今天說普通話，明天說上海話，大後天說湖南話；金婚紀念日，楊步偉寫詩： “吵吵鬧鬧五十年，人人都說好姻緣。元任今生欠我業，顛倒陰陽再團圓。” 趙元任當場和上一首幽默小詩： “陰陽顛倒又團圓，猶似當年蜜蜜甜。男女平權新世紀，同偕造福為人間。” 有人嘲笑趙元任怕老婆，趙元任毫不否認，反而哈哈一笑：“與其說怕，不如說愛；愛有多深，怕有多深。” 楊步偉曾說：“我們爭爭吵吵60多年，但也和和睦睦共度了大半個世紀。” 擁有如趙元任這樣有趣的靈魂，婚姻從來不是愛情的墳墓，婚姻會變成愛情的遊樂場、充電站，在生活的瑣碎間，兩個好玩有趣之人的感情，往往能天長地久、羨煞旁人。 05 好的友誼有一種玩出來的默契趙元任知交滿天下，民國學界，凡是數得出名號的，都和他有不錯的交情。其中他最要好的朋友，當屬林語堂、胡適和劉半農。和朋友交往，趙元任不改其幽默本色，處處透著不正經。他給林語堂寫信，總愛寫一些英語音譯詞：“狄兒外剃，豪海夫油鬢？”（Dear Y. T. 親愛的語堂，How have you been？你近來忙些什麼？）胡適過四十歲生日時，正在上海被人寫文章圍攻，心情糟糕透頂。趙元任和他說笑慣了，寫下一首詼諧幽默的打油詩，專門送給胡適當賀壽禮： “適之說不要過生日，生日偏又到了。我們一般愛起哄的，又來跟你鬧了。今年你有四十歲了都，我們有的要叫你老前輩了都；天天聽見你提倡這樣，提倡那樣，覺得你真有點兒對了都。你是提倡物質文明的咯，所以我們就來吃你的面，你是提倡整理國故的咯，所以我們都進了研究院；你是提倡白話文學的咯，所以我們就囉囉嗦嗦地寫上了一大片。我們且別說帶笑帶吵的話，我們也別說胡鬧胡搞的話，我們並不會說很巧妙的話，我們更不會說‘倚老賣少’的話；但說些祝頌你們健康美好的話，就是送給你們一家子大大小小的話。” 胡適看完這首打油詩，哈哈一笑，心情也好了不少。而趙元任和劉半農的友誼，則開始於一場罵戰。 1911年，劉半農準備編一本“罵人專輯”，於是在報紙上刊登啟示，公開徵集各地罵人方言。趙元任看到啟示後，馬上登門拜訪，用各地方言把劉半農罵了個狗血噴頭。兩個人大感投緣，覺得相見恨晚，從此經常一起探討語言學問題，或者一起玩音樂、創作歌曲，玩得不亦樂乎。那首著名的《教我如何不想她》，就是二人合作出來的，劉半農作詞，趙元任作曲。他們兩個人的友誼，有點志同道合、臭味相投的意味。 1934年，劉半農因病去世。趙元任悲慟莫名，含淚寫下一副挽聯：十載湊雙簧，無詞今後難成曲；數人弱一個，叫我如何不想他。 1981年，90歲高齡的趙元任，返回故土，回到清華照瀾院，想起當年與劉半農等舊友在一起相聚的時光，恍若隔世，一時間百感交集。他用吳語方言，再度唱起了那首《教我如何不想她》，一吐對故友的懷念之情，陪同參觀的人，無不為之動容。好的友誼，是玩出來的，玩出默契，玩出性情。但玩出來的友誼，不是相聚時一起吃喝嫖賭、如膠似漆，相別後互相淡忘、時光流洗；真正的友誼，經得起時間考驗，如同高山流水遇知音，相見如故，志同道合，歲月會讓它變成靈魂的底色。 06 最高級的教育方法是玩著學、學著玩趙元任的教育法，依然重在一個“玩”字，而且放任學生動手“去玩”。當時研究所裡面，常常從海外購來一些新儀器。這些新儀器，貴得要死，一般都不敢讓學生去倒騰。但趙元任一概不管，全部讓學生按照說明書，自己去摸索操作。有一回，研究所裡拿到了海外買來的最新儀器“語音訊譜分析儀”，這玩意是中國唯一進口的一套。他還是放心大膽讓學生去開箱驗收，結果那學生急於試機，忘了美國電器的電壓只有110伏，而中國供電有220伏，一插上電源，機器就燒了，嚇得屋子裡的人臉都變黃了！那個學生也嚇得不輕：“這還了得！賠也賠不起啊！” 可是趙元任默默在一旁看著，依然不動聲色，既不出言責備，也不發聲指導。不一會，那學生就冷靜下來，很快就想好辦法：打開機器後背，把保險絲一換，問題迎刃而解。這就是趙元任的教育方法：他不干預、不叨逼叨逼，讓學生自己去摸索，在摸索中解決問題、自己成長。而趙元任自己，在教育中喜歡扮演一個啟發者的角色，好像一個武林高手，在日常的玩耍之中，就把高深的功夫傳授給了學生。趙元任常常把學生叫到家裡吃飯。有一回夏天，大家吃完午飯，正在庭院中的樹底下乘涼。趙元任指著地上的樹影，忙問學生：“你們看，這地上樹影有什麼特點？” 學生們仔細一看，發現日光投影竟然是半圓形，而不是正圓形的。趙元任繼續問：“誰來說說這是為什麼？” 好幾個學生七嘴八舌，說了一大通道理，可都沒說到點子上。只有一個學生腦筋靈活，很快就想明白了原理： “原來今天是日偏食。樹葉很密，露縫很小，就都起了‘針孔效應’，所以日光在地上的倒影都成了半圓形，而且方向和天上半個太陽的方向是相反的。這就相當於照相機的鏡頭。” 趙元任大感欣慰，略微點了一下頭。而這位腦袋靈活的學生，正是日後著名語言學家吳宗濟。你或許會覺得奇怪，趙元任教吳宗濟的，不是語言學嗎？針孔效應，這不是物理學的內容？趙元任為什麼讓他們思考這些“非主業”的內容？其實，物理學也好、語言學也好，天底下的學問，要想搞明白，都離不開觀察、分析、思考。趙元任不僅是在傳授學生們知識，而是在引導學生建立一套學習思考的方法。寓教於樂，在玩樂之中順便就成功教學，這是趙元任玩教育的聰明之處。正是在這套教育法的作用下，趙元任為後世培養了一大批語言學巨擘，如王力、呂叔湘、吳宗濟等；他的三位女兒，大女兒是哈佛大學第一位華裔女教授，二女兒是中國著名化學家，三女兒也在麻省理工學院當教授。稱趙元任為大教育家，也是實至名歸。 07 美國語言學家裘斯曾評價說：“趙元任什麼事情都不會做得不好。” 天底下沒有他想做卻做不好的事，也沒有他想弄懂卻弄不懂的學問。他是學貫中西、兼修文理的奇才，是民國真正的文藝復興式巨人。會玩、懂玩，永遠保持一種嬉戲樂觀的心態，成就了他無與倫比的創造力和想像力，也貫穿他這好玩的一生。趙元任人生的最後時光，躺在醫院的病床上，他的床頭依然放著一本，他兒時最愛的《唐詩三百首》。直到他去世的前一晚，他還在用他那沙啞的嗓子，用常州鄉音，念著杜甫的那首《旅夜書懷》：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 08 當然，最經典的是，為了說明文字和語言具有相對獨立性，他寫了好幾篇同聲同韻單音字敘事的精妙短文章，在幽默風趣中盡顯他的語言文字能力。其中，最著名的一篇是《施氏食獅史》：石室詩士施氏，嗜獅，誓食十獅。氏時時適市視獅。十時，適十獅適市。是時，適施氏適市。氏視是十獅，恃矢勢，使是十獅逝世。氏拾是十獅屍，適石室。石室濕，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試食是十獅屍。食時，始識是十獅屍，實十石獅屍。試釋是事。翻譯一下：住在石頭房子裡的詩人施先生喜歡吃獅子，發出誓言要吃十隻獅子。施先生經常到市場上查看獅子。有一天，十點鐘的時候，正好有十隻獅子被運到了市場上。這時候，恰好施先生也來到了市場上。施先生觀察這十隻獅子，依仗弓箭的力量，把這十隻獅子射死。他拾起這十隻獅子的屍體，回到石頭房子裡。石頭房子裡很潮濕，他吩咐僕人擦拭石頭房子。石頭房子被擦乾淨了，他開始試著吃這十隻獅子的屍體。吃的時候，才知道這十隻獅子的屍體，實際上是十個石頭獅子的屍體。請嘗試解釋這件事情。這篇《施氏食獅史》原文，就算是央視新聞主播，用普通話讀出來，也會立馬變口吃。趙元任就有這個本事，把枯燥的學問，做得風趣盎然。他曾告訴大女兒，他研究語言學，只是為了“好玩兒”。“好玩兒，不是功利主義，不是沽名釣譽，更不是嘩眾取寵，不是一本萬利。” 他本人的性格也極好，說話風趣而不刻薄，和藹可親，遇事超然，從不與人大聲爭吵。他後來長期在耶魯大學、哈佛大學、加州大學等美國一流院校執教，無論是道德、風采、修養，還是學問、文章，均得到國際公認。美國語言學界有一句話，叫“趙先生永遠不會錯”。很多人敬佩趙元任，除了佩服這個百年難得一見的通才、鬼才，更敬服他純粹的學者本色。早在結婚之前，他就和楊步偉約定：將來什麼都可以依你，但有一樣你絕對不能逼我，那就是，你要明白我這個人一輩子都不做官，不喜歡做任何行政的事。這一決定，趙元任終其一生，從未改變。期間，面對許多次名位的誘惑，他均坦然以辭，光拒絕擔任國內名校校長，就達四次。 1947年，時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朱家驊，給在美國的趙元任連打多封電報，要他出任中央大學校長。趙元任急了，回電說我從不喜歡做行政事，也不會做。來一封電報，就辭一次。朱家驊沒辦法，決定走“夫人路線”，給楊步偉打電報，要她做通趙元任的思想。楊步偉尊重趙元任的選擇，回電說：“我知他非行政人才，請另選高明。” 同時，楊步偉跟丈夫建議，只有暫停回國行程，才能免除校長之位。他們於是決定等任命校長風波過後再回國。誰知道政局變幻莫測，這一等，他們就在美國呆了20多年，直到1973年才重回大陸訪問。楊步偉曾回憶說，雖然因思鄉而想回國，“但是元任說他的學問是國際上的有用人才，與政治一點關係都沒有，而且他對政治既無經驗也無興趣，與現在國內無定時一點無用，還是留在外國好點。我說一個中國人國際上有名，也是給中國人留名，不也是一樣嗎？” 事實也是如此，留在美國的趙元任，成了中國有大師的標誌。至今，仍有無數的學者在感慨，幾乎沒有人能像趙元任那樣，把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這兩種文化融合得如此嫺熟。在漫長的教學生涯中，他教過物理學、數學、哲學、中國音樂史、中國語言、漢語語法、理論語言學、邏輯學等課程。他是如此博學，以至於給他冠以數學家、語言學家、翻譯家、哲學家、邏輯學家、音樂家等頭銜，都不足以涵蓋他的成就。人們想不出有什麼合適的詞，才配得起這樣一個鬼才。只能說，他是一個“文藝復興式的智者”。

“第一先賢”俞大维抗戰期間的俞大維國民黨國防部長俞大維摘要：唯一非黃埔系出身的國民黨防長，始終未加入國民黨，也從未對任何人談及個中緣由。俞大維，何許人也？當下的國人特別是年輕人知道其人其事的恐怕不多。俞大維先後就讀於復旦大學、聖約翰大學，21歲時到哈佛大學攻讀數理邏輯，拿到博士學位後又到德國大學攻讀數學及德國哲學。取得第二個博士學位後俞大維便留在德國進行兵器及戰略研究。後來，他婉言謝絕美、德等國的高薪聘用，毅然回國，要爲中華民族效力。俞大維是一位學貫中西的著名學者，又是一位深有造詣的兵器彈道專家。他于1933年任國民政府兵工署署長，1946年初任交通部長，1949年赴台，1954年在台灣出任“國防部長”。1993年7月8日因病於台北辭世，享年96歲。科研前輩，“第一先賢” 由於海峽兩岸的長期隔絕，信息阻斷，對大陸人來說，俞大維確實是一個陌生的名字。在介紹此公生平事迹之前，我想援引1999年9月18日下午，著名科學家錢學森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隆重召開的表彰研制“二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二十三位科技專家大會上代表受獎人員所致的答謝詞及感言中的一段話，相信讀者朋友看了錢學森對他的高度評價，就會對俞大維這位“第一先賢”有一個總體上的認識和了解。錢學森說：“今天受獎者大都是七十歲以上的第一代科學家，在座者有第二代梯隊及第三代梯隊，我們第一代梯隊對國防科技發展的成就交出了一張成績單，算是對國家的期望有了一點交代。在此我要特別告訴大家，有三位先賢前輩是我們這一代人永遠感恩與懷念的，由於他們三位的遠大眼光，以及培育人才的寬宏胸襟，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才有今日的開花結果，以豐碩的成就呈顯在國人面前。” “今天我們能交出這樣一張成績單，要特別感恩和懷念三位先賢前輩，第一位就是俞大維先生。例如在場的受獎人任新民、屠守锷、姚相斌、孫家棟、黃緯祿、徐蘭如、沈正功及謝光選均系在俞大維的兵工廠及研究機構工作或資送出國留學培養出來的人才……” 聽到這裏，在座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均報之以熱烈的掌聲。這段顯示我國科學家尊重曆史、實事求是和嚴謹治學態度的講話，在台灣引起了巨大的反響，無疑爲溝通海峽兩岸關系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錢學森首先表示“感恩和懷念”的三位先賢前輩都是台灣學貫中西的著名科學家，他們是：俞大維先生、吳大猷先生和翁文灏先生。錢學森說：第一位先賢是俞大維先生，他是以學者（哈佛大學數理邏輯博士及德國柏林大學彈道學專家）身分受邀從政，於一九三三年初擔任國府時代軍政部兵工署署長，主管全國軍火武器之研發與生産制造。俞氏上任後，深感中日大戰，一觸即發，迫在眉睫，不可避免，即從德國、瑞典及捷克等國購買武器，彈藥、槍炮材料，引進有關科技，大力整頓金陵、漢陽，鞏縣及上海等各大兵工廠之生産方法，革除陋習，並有獨到的創見與建樹：第一點，他深知工業的發展，要在科技研究發展方向紮根，所以在“九一八”東北事件後、抗戰軍興之前，即成立許多研究發展機構，如理化研究所、應用化學研究所、彈道研究所、精密工具研究所、光學研究所、炮兵技術處、航空兵器研究所及軍用車輛研究所等，並高薪聘請德國彈道學權威克朗茲（Cranz）博士來華教導並協助工作相當時日，同時在國內延攬理化方面專才隨克朗茲工作，他培育了許多兵器與彈道方面的人才。第二點，他深知軍品的品質，關系到整體的戰力，必須提升制造能力，建立軍品規格與檢驗制度，於是在各兵工廠設立工具、樣板工廠，加強制造能力與産品精度；由各研究機構，會同兵工署技術幕僚，訂定各項軍品的規格及機械産品的圖樣法規，並建立産品驗收制度，再由驗收零件成品，進而作配裝半成品檢驗，再進而建立整套品控制度。第三點，他深知工業管理經濟效率的重要性，而督導工業，掌握效率的重點在成本會計制度的建立，兵工署首先推行軍火彈藥生産的成本會計制度，全國各生産工廠及大企業多紛紛仿效，在當年重慶大後方蔚爲風氣，對我國工業水准的提升有深遠的影響和助力。當年留學歐、美及日本等國的理工學人專家，國內各大學出身之理工科人才以參加國防科技研發及武器彈藥生産工作爲報國之志，並引以爲榮！一九三七年中日大戰爆發，俞氏奉命將全國二十多個兵工廠遷移到大後方，抗戰八年期間，國軍作戰所需輕兵器和彈藥不曾短缺；而兵工廠也培育了大批兵器與彈道方面的人才。例如在場的受獎人任新民、屠守锷、姚桐斌、孫家棟，黃緯祿，以及未受獎的火箭專家徐蘭如、沈正功及謝光選等人均曾在俞大維領導下的兵工廠及相關的研究機構打下了堅實的兵器設計與制造本領。錢學森接著說：在我國導彈研發領域中，我錢學森不過是理論上及精神上領導者（Theory and Spirit Leader），而在硬體設計、工藝、實際生産制造（Hardware， Design， Technology， Practice Production， and Manufacture）等方面都是任新民、徐蘭如及謝光選這一批出身兵工廠的人，所領導的一群技術工人們的集體傑作成果。俞大維主持兵工廠業務長達十四年之久，有“兵工之父”的美譽。他是我國近代國防科技發展史上第一位大力開拓、耕耘、播種，灌溉、施肥的始祖園丁，我們不能忘記他。錢學森的講話不僅告訴人們俞大維的生平事迹，而且告訴人們，中國大陸取得“二彈一星”的偉大成果，得益於後來到台灣的俞大維等先賢前輩們精心培育的人才。俞氏家族，聲名顯赫俞大維，祖籍浙江紹興鬥門，1897年生于湖南長沙，從小在湖南長大。祖父俞文葆，清代舉人；父親俞明頤，1905年總辦長沙開埠事宜，1906年補湖南辰永沅靖道，不久，他便補江西吉南贛甯道。民國後，俞明頤曾擔任過中國最大出版機構——商務印書館的董事。母親曾廣珊，系曾國藩的孫女。俞大維曾任台灣國民黨當局“國防部長”多年。子俞揚和，娶蔣經國的女兒蔣孝章爲妻，有俞祖聲爲後。妹妹俞大彩是知名學者、國立台灣大學前校長傅斯年的妻子。俞大維與陳寅恪在美國哈佛大學、德國柏林大學連續同學七年。陳寅恪的母親是俞大維的姑母，陳寅恪的妹妹是俞大維的夫人，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祖父陳寶箴與俞大維的父輩、祖輩相交很深，所以，俞大維與陳寅恪是兩代姻親，三代世交，七年同學。俞大維的長子俞揚和生於德國，是空軍軍官學校第16期畢業生。20歲時，在美國完成飛行訓練，回到中國，參加對日作戰。他參加空戰三十多次，最後壹次被敵機擊落，跳傘受傷，不能再服役，就離開了空軍，擔任民航駕駛員。清正廉潔一心爲國與國民黨政府的其他軍政要員相比，俞大維最可貴的是清廉。美國作家芭芭拉·塔克曼女士在他的《史迪威》傳中對國民黨政府諸多要員頗有微詞，但卻多次以各種例子來稱贊俞大維廉潔公正，知識廣博。二戰時期美國駐重慶記者西沃道克·懷特曾在其著作《霹雳中國》中多次批評國民黨政府官員腐敗，卻極力推崇俞大維的清正廉潔。俞大維在德國研修軍事期間，曾參與國民黨政府購買德國軍械事宜，十分認真，又十分清廉，被國民黨任命爲駐德國商務調查部主任，後來多次督導采購外國的軍需物資，直至回國以後。按照國際慣例，收取工廠回扣（那時叫“傭金”）是天經地義的事，至於暗箱操作，更是數不勝數。爲了防止弊端，凡是大規模的訂貨，俞大維都親自參與。1930年他奉命采購歐洲有名的博福斯（Bofors）工廠生産的75型山炮，他親自到工廠所在地瑞典去洽談。當時國民黨政府每年都向該廠購買12門這種山炮，廠方也照例爲他准備了12門，並告訴他將有一筆不菲的回扣。當他知道這筆回扣正好購買3台同樣規格的山炮以後，立即平靜地說：“希望你們趕工，15門山炮一齊交貨。” 這話讓工廠的上層人士大吃一驚。他們只知道俞大維諳熟軍械，精通外語，舉止儒雅，辦事認真，卻不知國民黨政府中尚有如此廉潔的官員，感動得不知說什麽好。他們希望交下這個朋友，但又不敢貿然送禮，工廠向政府報告此事，並提出申請，最後由瑞典政府贈他一枚勳章。回國後俞大維對此事緘口不提，直到四十多年後人們才有所知曉。目光遠大培育人才 1945年11月，軍政部部長陳誠、次長兼兵工署長俞大維，邀請吳大猷（物理）、曾昭掄（化學）與華羅庚（數學）商談研究原子彈。專家意見是我國毫無基礎，只能由培育人才著手。陳、俞采納此議，聘吳大猷、曾昭掄及華羅庚三人率領王瑞駪、唐敖慶（化學）、孫本旺（數學）及李政道、朱光亞（物理）於1946年赴美學習。他還以兵工署的名義向國外派了不少研修生，後來，這些人才爲新中國國防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這些人才爲新中國的科學技術和國防現代化建設也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正如錢學森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隆重召開的表彰研制“二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二十三位科技專家大會上代表受獎人員所致的答謝詞及感言中講的那樣： “今天我們能交出這樣一張成績單，要特別感恩和懷念三位先賢前輩，第一位就是俞大維先生。例如在場的受獎人任新民、屠守锷、姚相斌、孫家棟、黃緯祿、徐蘭如、沈正功及謝光選均系在俞大維的兵工廠及研究機構工作或資送出國留學培養出來的人才……” 俞大維不僅重視培養人才，而且善於發現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寬宏大度珍惜人才，有人用訪、用、信、敬、宥五個字概括他的用人理念。訪，求才必先多方訪察，慧眼識珠，擇優而用；用，即推心置腹，充分信任，放手使用；敬，即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禮賢下士，引爲知己；宥，即部下有過，盡量予以教育，曉以大義，促使其提高認識，吸取教訓，更好地工作。只要不是明知故犯，屢教不改，都盡量地予以原宥寬恕，給他們反思和改正的機會。他堅持善待人才，反對因瑕棄瑜，體現了他容才的胸懷和氣度。他曾對上司陳誠提及宥才的重要，對人才和部屬不必計較小過。淡泊名利恪盡職守 1928年，國民政府初步統一全國，開始注重軍隊現代化。兵工署署長陳儀去德國考察，請俞大維回國任職。1929年6月俞大維返國，任軍政部參事。1930年5月，俞大維第二次赴德，任商務專員，負責采購軍備，並專門學習軍事，包括兵器制造、戰役分析，尤其是彈道學。他用德文寫了四十多本筆記，說：“這兩年學到的比哈佛三年學的還多！” 1932年，俞大維回國。1933年，他擔任兵工署署長並兼任兵器教官，陸軍中將。兵工署負責軍火制造及維修等。俞大維就任後，首先籌建新廠，加強生産能力，積極在德國大量采購機器、材料等。其次，建立研究開發體系。成立理化研究所、應用化學研究所、彈道研究所、精密機械研究所、材料研究所、冶金研究所、光學研究所、炮兵技術處、中央修械所、航空兵器研究處等，高薪聘請外國專家來華教導，同時在國內延攬人才隨專家工作，使武器研發在中國紮根。如“兩彈元勳”任新民、屠守锷、姚桐斌、孫家棟，黃緯祿和火箭專家徐蘭如、沈正功、謝光選等人均在俞大維領導下的兵工機構學到了寶貴的知識，打下了堅實基礎。再次，建立標准化生産和檢驗制度。要求産品的零件能夠互換。俞大維兼技術司長，會同各研究機構，制定各項軍品的規格及圖樣法規，加強制造能力與産品精度。並建立零件、半成品檢驗，進而建立整套質控制度。選定從德國毛瑟槍改制的中正式步槍爲制式步槍，性能優越，堅固耐用，適合中國人體型。輕機槍則選定捷克式輕機槍，構造簡單，拆裝方便，故障甚少。重機槍選用德國馬克沁機槍，性能優良，水冷耐用，故障亦少。三種步機槍口徑均爲7.9毫米，彈藥通用，簡化生産與補給。當時日軍三八式步槍和機槍的射程與殺傷力均不如中國自己制造的武器精良。經過四年准備，國軍已有數十個步兵師更換了新的制式裝備，所制武器精確性不遜于列強，並且適合中國人體能。1937年，抗戰爆發。八年抗戰中，俞大維自豪的是軍火供應從不匮乏，無人抱怨“彈藥沒有了”，當然這是指輕武器的彈藥，中國當時不能生産重武器。俞大維壹生淡泊名利，始終把自己視作“老百姓”，他曾說：“我是個普通人，過著和一般人沒有兩樣的生活，所以老百姓相信的我都信。舉個例：我到北港媽祖廟去，看到一些善男信女抽簽、蔔卦、磕頭，我也跟著向媽祖磕頭，有人就笑我：‘你是學科學的，爲什麽也相信這一套呢？’我只簡單地告訴他：‘因爲老百姓磕頭，我也是老百姓。’” 書生領軍一幹十年 1950年3月，蔣介石任命俞大維爲“國防部長”。俞大維因耳病，未就職，改任駐美採購主管。1954年，再度任命俞大維爲“國防部長”。俞大維既不是黃埔出身、也不是國民黨員，當然談不上是蔣介石的親信、嫡系。但是蔣介石卻任命他擔任“國防部長”這樣的要職，實屬罕見。俞大維最忌將時間耗費在開會與應酬上，上任第一天，講了五分鍾的話，就搭乘軍艦，到金門、馬祖、大陳巡視。他在職期間去大陳、馬祖、金門各島130多次，平均每兩周去一次，人稱“國防部長”的辦公室在金門。他的信條是“我不能去的地方，怎能派我部下去呢？”有一次爲上高登島，他被吊車吊上懸崖峭壁。台灣軍人給他的名字改了一字——俞大膽。俞大維擔任“國防部長”，反對任人唯親，堅持任人唯賢；他說：“我用人就不問是否出身黃埔或行伍，只要忠誠能幹又肯幹者，我皆喜歡。譬如溫哈熊和我一樣，並非黃埔系統，且與孫立人在維吉尼亞軍校先後同學，又做過孫的部屬，曾有人二度征詢我意見，我都力薦他，若非我挺他，任其再努力想也難有出頭天。” 1993年初，俞大維皈依佛門，法號“淨維”。當年7月8日，俞大維駕鶴仙逝，終年96歲。去世前俞大維立遺囑，將藏書分爲兩類：軍事科學書籍全部捐贈“三軍”大學；文、史、哲及自然科學書籍全部捐贈台灣大學圖書館。據統計，僅捐贈台灣大學的書籍就有7000余冊。終生不忘“知遇之恩” 縱觀曆史，君臣上下之間肝膽相照、推心置腹、彼此信任、親密無間如唐太宗李世民與著名诤臣魏征那樣的典型極爲少見。進入民國時期，蔣介石與手下的文官武將勾心鬥角，明爭暗鬥者也不在少數。但是，蔣介石與俞大維的關系卻是個例外。俞大維自幼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精讀古籍，博覽群書，更重要的是他以效法聖賢爲人生目標。他曾向母親詢問曾國藩的做人處世的准則，老夫人說：“文正公一生嚴明治軍，謹慎治事，勤儉治家，恪守民族傳統美德，不近人情的事不做。” 於是，“不近人情的事不做”這一條成爲俞大維一生遵循、恪守不渝的接物、待人、處事原則，他在《九十隨語》中說： “一生中影響我最深的，是母親經常對我轉述曾文正公的一句話——不近人情的事他不做。我也是如此，不近人情的事，我不做。母親是曾文正公的孫女，這句話由母親說來倍覺平易深遠，我因而終身奉行不辍。” 他一生淡名利、重倫理、講情義、盡職守、辨是非、有擔當的高貴品質受到上下左右普遍的尊重和感佩。俞大維與蔣介石並無淵源，他們的相識和交往是俞大維在德國留學和工作擔任駐德國商務調查部主任期間，由於蔣介石對德國的軍械裝備、軍隊訓練及有關業務都十分贊賞，而俞大維正是這方面的青年專家，自然被蔣認爲是可用之才。於是，俞大維爲了回來爲國家效力，不惜割舍了一段在異國的感情，帶著稚子獨自離開德國，回到祖國。俞大維從兵工署長、交通部長，一直做到“國防部長”，在常人眼裏，一定會認爲他與蔣介石必然過從甚密，但據俞大維自己說，他與蔣介石見面機會多，但談話次數極少。第一次與蔣介石正式談話是在漢口，蔣介石與俞大維談兵工署撤退的有關事宜。蔣介石看到俞大維把兵工署工作安排得有條不紊，又絕無政治野心，因此對他十分放心。此後，蔣介石便放手給他，所有兵工署的工作統統由俞大維全權處理，不予幹預，俞大維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設想和形勢的需要，把兵工署逐漸建成一個生産、研制、開發新武器的基地，培養了不少人才。俞大維是知恩圖報之人，他感到蔣介石如此信任、厚待自己，沒有在他身邊安排一個親信暗地監視他，或對他多方掣肘，自己沒有後顧之憂，在國外所學的專長有了充分施展的舞台，基於這些，俞大維深深感念蔣介石的知遇之恩。抗戰勝利之後。當時兵工署尚未回遷，俞大維正在重慶侍奉母病，聯軍要求蔣介石速派深曉軍械的俞大維到上海視察並接收日寇一座重要的軍械庫。這件事使事母至孝的俞大維陷入兩難境地——接受任務，則擔心母病；婉拒調派，則有負公務。此時，他忽然想起西晉時晉武帝征召李密，李密寫給晉武帝的那篇感人至深的《陳情表》，於是俞大維仿照李密也寫了一份“陳情表”給蔣介石，稱自己“報國之日長，報母之日短”，請求蔣介石另派他人。蔣介石不但沒有怪其“抗旨”，相反，派專機並配備了醫護人員將俞大維母子接到上海。蔣介石此舉不僅使俞大維能夠到上海履行公務，而且使俞母的病到上海得到及時和最好的診治，使俞大維得以忠孝兩全。這件事使俞大維對於蔣介石的恩德終生難忘，以至在蔣介石撤離大陸時俞大維毫不猶豫地隨行前往。臨走時，周恩來曾通過俞大維在大陸的近親極力挽留他，俞大維表示，對於蔣家王朝的前途他很清楚，但若不報蔣介石的知遇之恩，便是“不近人情之事”，而“不近人情之事”他是發誓終生不做的。俞大維的報恩主要是通過恪盡職守、做好工作來體現，並不是挂在嘴上，或者是時時跟隨左右。俞大維晚年曾對人披露，他的辦公室與蔣介石的辦公室有一道暗門相通，可以隨時見面，但是他們兩人誰也沒有用過這扇門，可見他們是互相理解、互相信任的。除了對俞大維外，蔣介石對任何下屬也沒有如此信任過，所以俞大維在不同場合多次表示要報“知遇之恩”，要“士爲知己所用”。蔣介石去世以後，每逢忌日或冥辰，俞大維必去慈湖陵園叩首謁陵，風雨無阻。晚年的俞大維行走不便，以輪椅代步，依然每年兩次謁陵叩首，常常感動得在場的謁陵群衆也隨之跪下。 1977年，俞大維身體大不如前，於1月20日立下遺囑，其中第一段是：余追隨故總統蔣公四十七年，曾任兵工署長、交通部長、國防部長。賴蔣公專純信任，得達成艱巨任務，知遇之感，永志難忘。最後一段是：余去世以後，遺體火化。不舉行任何吊祭或紀念儀式，亦不得收受親友赙贈，骨灰由長子揚和駕機撒於金門海面，先飛過故總統蔣公之陵寢及故副總統陳公之墓園，以致余最後之敬禮。由此可見俞對蔣的感念之情。但是，俞大維始終未加入國民黨，也從未對任何人談及個中緣由。俞大維退休後，曾有一位台灣要員拜訪他，要介紹他加入國民黨，他平靜地從容回答：“人都老了，何必再學吹鼓呢！” 晚年的俞大維一直生活在台灣，對兩岸關系十分關注。他曾對人表示，希望兩岸和平，不要再起幹戈。還說，凡是打過仗的人都不願意看到戰火重燃，因爲戰爭只能帶來災難，對誰都沒有好處。如果俞大維先生健在，看到海峽兩岸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致力於祖國統一大業，看到兩岸堅冰逐漸消融，看到兩岸人民的交往日趨頻繁，看到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前景，憑他對中華民族的滿腔熱忱和無比忠誠，他一定是倍感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