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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胡乃元:老爸爸的星空圖

引言:

 二○○八年十一月初冬的夜晚,小提琴家胡乃元在台南市一級百年古蹟億載金城,站在臨時搭的舞台上,用他優美的琴音拉開了第五屆Taiwan
Connection Music Festival 序幕。

 燈火照耀紅磚古牆,海風搖曳老樹新月,經歷戰火的百年古蹟,像沉默的老人,寬大包容兒孫尋歡享樂。但現場演奏的可是莫札特小夜曲、舒伯特迴旋曲、克萊斯勒、德佛乍克的經典曲目。遠處的炮台邊、城垛上站滿人影,琴音迴盪在青草地,一家挨擠著一家。海很近,風很冷,但人心很暖。

 身為Taiwan Connection「TC弦樂團」音樂總監的胡乃元,把細緻的室內樂帶進校園、老社區及演奏廳,五年來,他們的足跡走過台東利嘉國小操場的青草地,花蓮老人日托站,他們演奏給原住民的孩子,沒聽過古典樂的老阿公阿嬤,對胡乃元來說,這是音樂家的社會運動。

 台南,是胡乃元的故鄉,他十一歲出國學琴後,還會思念故鄉的鱔魚麵。說來諷刺,胡乃元異國的音樂之路,竟和他父親胡鑫麟經歷的白色恐怖有關。

 一九五○年五月十三日,情治人員進入台大醫學院,把涉及左翼讀書會的第三內科主任許強、眼科主任胡鑫麟,以及胡寶珍、蘇友鵬兩位醫師通通帶走。第一內科主任翁廷俊(旅日台裔明星翁倩玉之父),因不在校園而逃過一劫。

 被捕後二天凌晨,天未亮,台北軍法處(今台北來來大飯店現址),胡鑫麟和其他難友每人五花大綁,兩人兩人銬在一起,被推上了貨運火車送到基隆,用坦克登陸艦轉送火燒島。

 胡鑫麟在此度過了十年歲月,十年刑期出獄後,家人重聚,生了最小也是唯一的兒子胡乃元。然而政治監控仍陰魂不散,當小小的胡乃元開始展露音樂天分時,為免受政治牽連,胡父把胡乃元送到美國深造。

 一九八五年,他在國際知名的「比利時伊莉莎白皇后大賽」拿下首獎,自此名揚國際,但他始終沒有忘掉台灣。二○○四年底,胡乃元和亞都麗緻飯店總裁嚴長壽一起發起TAIWAN
CONNECTION(台灣連結)音樂節巡迴演出計劃。

 他年年回來演出,卻年年看著台灣分裂,他憂心台灣前途,談到了民主的真義,談到了他心中的父親遺留給他的「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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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火燒島上一位拉大提琴的台大醫生

 我父親已不在世了,談到他,只能表達從我這一代看父親那一代的觀察與感想。我父親曾是個追求馬克斯共產主義和毛澤東革命的左派知識份子。

 就像侯孝賢電影《悲情城市》中,小鎮醫生的朋友看到醫生書架上有馬克思的書,會說:「喔,足進步喔!」我父親在台北帝國大學(現今台大)受日本教育,左傾後一心嚮往革命的祖國。

 但在那個時代,看這些書追求馬克斯共產主義、崇拜毛澤東周恩來是會惹來麻煩的。五○年代他和其他台大醫生遭到逮捕,被送到火燒島。政治犯的家人是很孤單的,爸爸被捕之後那些年,很多親戚朋友都不敢往來,我的兩位姊姊在學校裡還會被同學斜眼看待,忍受別人的排斥。家裡靠媽媽和她娘家的協助下,度過那段幽暗歲月。

 我在父親出獄後才出生,我的白髮遺傳自我父親,喜好音樂也得自於他的影響。日據時代的醫生都有文化教養,很多人都愛好音樂,我父母親結婚時,最要好朋友送的禮物是厚厚一疊、成套的原版古典音樂老唱片,這在那年代是很珍貴的禮物。我父親年輕時也拉大提琴,並和朋友合組一個小小的業餘室內樂團。我出生時,家裡就有一把大提琴。

 坐過政治牢,我父親在台大自然待不下了,他回到故鄉台南開業。底下一樓是看診間,二樓上來就是我們住家。有時中午看完診休息,我父親臉色鐵青,不發一語地走上樓,我們就知道是特務又來監視他,找他麻煩了。

 回想我們家小時候吃飯,若是我爸看到新聞,有感而發,要批評政府或是蔣(中正)總統,一提到政治,他和我媽媽談話聲音就會自然放低,不曉得牆的另一邊是不是貼著一隻耳朵。

 因為白色恐怖後續這些麻煩事,我父親不希望連累到兒子,一九七二年,我十一歲時,他就送我出國。當初原本要去歐洲,但先去美國找大姊,準備辦手續轉機到歐洲時,在耶魯大學遇到了我的老師鄂爾(Broadus
Erle),他建議我留在美國。沒想到,後來我就在美國學音樂了。

 三年多以後,爸爸也離開台灣,原本出國理由只是探親,但後來他風聞有可能會有另一波的逮捕行動,於是到美國看小孩子之後就轉到日本定居。我們全家分散在海外,他跟母親在東京,我和兩個姊姊在美國。

 從小到大,我有時候好奇地問他綠島的事,他都不願講,因為要講就得回想,他總是回答:「要回憶太痛苦了。」他在國外待了二十多年,直到九十年代李登輝執政時,他才回來台灣,我還陪伴他和母親一起去總統府拜會李總統,他們都曾是受過日本教育影響,追求理想的年輕人,一見面就很開心地講日語。我想父親已一位曾為政治思想被逮捕的人居然能有一天走進總統府,心裡一定有說不出的滋味。

 政治原來是他的理想,但理想受挫之後,他把熱情轉移到語言研究,從我小時候家裡都是各國語言的書,除了日文、中文、英文外,他還廣泛涉獵了德語、法語、義大利語,甚至有點難度的俄文、希臘文、土耳其文等。他住在東京時,看病之餘,還花了十幾年,投入台語研究。我曾看到他費盡心力一張字卡、一張字卡編寫整理厚達三冊的台語字典,後由自立報系出版。他對語言興趣實在濃厚,台語之外,他還鑽研的具有打破國際語言障礙、具有進步文化意涵的「世界語」(Esperanto),還曾和世界語組織的人通信、連絡。學世界語,可以說是他現實上無法實現的左派理想在語言上的轉化、延伸。

 我父親是醫生,又拉大提琴,看起來不像是會拿鋤頭、斧頭,更不會是帶槍的人。他之所以信仰左派是認為左派的理想,像是人對人的平等、無產階級的勞動,才是人類最終極的理想。他看不到對岸,總覺得共產革命一定比在台灣所看到的高壓獨裁統治者是好的,聽到毛澤東要跟著平民百姓吃苦,內心對毛澤東簡直是一種全然的崇拜。

 那一輩的青年對政治太敏感,對理想又太純粹,結果幻滅也最大。他晚年很高興終於踏上心目中祖國的土地,深入了解現實後,不得不承認毛澤東有很多問題,文革傷害也很大,他確實覺得失望,內心衝擊非常、非常大。但要他去評判毛澤東是個壞蛋,他說不出來。

 你想想,他為這個理想付上年輕的大好青春,甚至差點被槍決;從綠島坐了牢出來,朋友不敢靠近,他也沒有怨言,但中國革命一旦失敗了、落空了之後,對他有多大的打擊。而更大的痛苦就是……那麼明顯的失望卻不能說出來,內心更是苦。

 這種失落的感傷,一直到他七十九歲時過世才停止。他過世前,跟我談過一次,他一定看到了祖國並沒有理想中的那麼理想,而且毛澤東也沒有那麼偉大……他沒有直接講他的失落,但你從他的話裡,很明顯會感覺到他的悲傷。



2. 退後一步,不要陷溺在仇恨的漩渦裡

 受我父親白色恐怖的影響,我對歷史非常有興趣,八○年代,我在紐約看了很多二二八相關電影,有些導演處理這些題材,被悲情壓到快不行,當事者也常常扛著受難的包衭,重得不得了。

 後來讀史學家黃仁宇的書,我對於父親的遭遇,對於我們家的受害意識,比較會用更大歷史視野的理解,我必須這樣子,我沒辦法….像黃仁宇說的,歷史很無情。你要是跳到仇恨裡頭,凡事以受害者眼光看,永遠無法從仇恨的漩渦逃脫。

 諷刺的是,我爸爸後來參加綠島難友下一代的婚禮,朋友見面,都很客氣跟他打招呼,但沒有人要坐在他旁邊。他覺得很奇怪,事後他才聽說,大家看他都想到我的舅舅、建國黨的李鎮源。這些老左派都不願和台獨坐在一起。我爸爸坐過牢,還稍微世故一點,舅舅李鎮源完全學者出身,他非常天真,不懂得玩弄政治權力。當時他成立建國黨,很多人會覺得Does
he know what he's getting himself into?

 雖然我父親跟舅舅的政治理念是不一樣,但他們兩個還是會彼此互相關懷。他們常一起去國家音樂廳聽我的音樂會,以前大家都需要唱國歌起立,而他們就會堅決坐著,因為國歌對他們來講根本只是國民黨黨歌。我回來參加中華民國建國八十週年音樂會時剛好碰上了「廢除刑法一百條」(即政治犯唯一死刑法律)活動,我去靜坐現場拉小提琴。聽說後來有總統府高層說,「你真正係憨膽啊」。對於舅舅發起廢除刑法一百條運動,我只想為教授學生打氣、鼓勵大家為追求民主的奮鬥。



3. 民主不是妥協,而是尋找彼此交集

 過去我每年回台,都遇到選舉,台灣常是自己人在鬥爭,當然個人有個人的理想,但理想沒有辦法凝聚更多的人。

 我前幾天搭計程車,司機年紀比我稍大,我從他聽的收音機,從他的評論裡,我知道他的立場和我不同。但奇妙的是,最後我們對話。說來有趣,我都到了目的地,錢也都付了,開了門準備要走了。沒想到卻開始說起話來,我們討論最近的時事,最後竟相談甚歡,告別時還互相握手,他禮貌客氣地問:「先生貴姓?」

 這個經驗讓我想到,如果找們可以在談話中,聽到彼此的聲音,最後找到共識是多好的事。我覺得,人性出發點差別不大,但人生的經歷就可能非常不一樣。像我有白色恐怖成長背景,這位司機也有他的成長和不同看法。

 黃仁宇說:「歷史是無情的」。台灣經歷了這麼多年的民主選舉,阿扁也執政八年了,可惜我們在民主化之後,卻對民主的了解深度不夠。民主碰到一個主要的問題:你怎麼和不同立場的人協調,能找到「共識」?

 共識,我用英文來說叫「compromise」,這個字在中文裡往往被翻成「妥協」。

 「妥協」聽來不好,好像你把你的原則都推出去,排除了。但「compromise」在英文中我們講的是:你我立場不同,好吧,我們劃兩個圈圈,一個代表你,一個代表我,我們再看哪裡是兩個圈圈的「交集」。

 要談共識,好,這個交集我們先認同它,把焦點放在這交集,然後看我必須要犧牲什麼達到共識,你必須要犧牲什麼達到共識。

 這次我上飛機前,歐巴馬聲勢如日中天,他的當選,代表美國沉寂已久的樂觀之情出現了,而且是年輕的下一代,用他們渴望改變的理想熱情,重新回頭去感染他們父母的那一代。

 我喜歡聽爵士樂,除了像阿姆斯壯,我特別印象深刻的是比莉.哈樂黛(Billie Holiday)的那一首〈奇怪水果〉(strange
fruit),現場錄音的,「喔,樹上怎麼會有奇怪的水果啊…」(Southern trees bear strange fruit.
Blood on the leaves and blood at the
root……)。她唱這首歌時,人生已經經歷過各種苦悶,又抽菸喝酒,噪子很沙啞,破壞了,但有獨特的唱腔,我一剛開始聽,想到,天啊,怎麼有人用這種噪子來唱歌啊,後來看了歌詞更深的了解之後才知道,這首歌觸碰一段美國黑暗的歷史。四○年代美國南方白人對黑人動用私刑,把黑人活活鞭打、截肢、吊在樹上等死。

 那「strange fruit」指的就是吊死黑人的屍體,啊,我覺得很震撼。

 從比莉.哈樂黛到今天的歐巴馬,美國歷史裡,混雜了多元種族多重利益,美國的建國即是從這個概念發展起來。我們先從相同的區塊,建立對話的基礎,再看能不能盡量往圈圈外延伸。

 國內兩黨的政治,剛好相反,都是先從我們哪裡不同開始,為了選舉爭票,再努力把差異放大,你要想,我們台灣都那麼小了,再分裂下去,還會有什麼將來可言嗎?



4. 台灣的「星空圖」在哪裡?

 台灣的政治內鬥毀掉台灣將來,我每年回台推廣「Taiwan Connection」音樂演出。每次都遇到國內的選舉或是爭議,而且看來內鬥沒有改善的跡象。

 我常在想,像現在人心不安的時候,音樂或藝術到底對一般人的意義是什麼?音樂家能對社會產生什麼真正的影響?有時後心中真的有點沮喪。

 二○○五年,胡德夫出了三十年第一張專輯《匆匆》,在西門町紅樓開演唱會,我和很多朋友都去聽,我發現當天很多八○年代社運界的人士也都出席了,但昔日的同志,現在卻變成了敵人,放眼看去,大概分別有「藍桌」的朋友、「綠桌」的朋友,甚至還有「紅桌」的!

 可是很有趣的是,演唱到後來,胡德夫的音樂好像讓大家回到了年輕的時光,他唱到〈美麗島〉,當時,全場氣氛完全變了,所有人自動自發站起,很令人感動、震撼,唱到最後竟然變成全場的大合唱,可能有人還掉了淚。在那短短的時刻,音樂把大家分裂的情感都找回來了,難道我們不應該這樣子嗎?

 想到台灣未來,我希望台灣人能珍惜得來不易的民主,這是多少台灣人經過這幾十年的犧牲才這麼堅苦的一路走來。但我害怕民主這兩個字常被政治家隨便拿來當口號,而我們會不會忽略民主是需要每個人為它付出行動與力氣?我們不用心維護它,我們會不會又把它丟失了?

 九○年代的樂觀已經沒了,台灣最大的問題不在對岸,而在我們自己。在台灣談政治很容易「打歹感情」,有時候,很無奈的,想把話講清楚都不容易。但我衷心期望大家能互相理解溝通,在「妥協」中找到共識,在彼此傾聽裡找到最好的交集。

 十年前,我父親因癌症病逝,他曾在我很小的時候,送給我一張「星座圖」,是他在綠島時自己親筆繪製的,那時候我年紀太小,很好奇父親怎麼可以把它做得那麼細密。

 星座圖現在留在美國,我把它珍藏起來。記得,他送我當時半開玩笑的說,做這個星座圖是為了萬一能划船逃離綠島的話,至少不會在太平洋裡迷失。有星空圖,就能找到台灣的方向。

 在民主是我們大家應有的共同出發點之下,我當然希望台灣的「交集」(compromise)能愈來愈大,但是現在看來滿悲觀的。如果做不到,而連民主也不被珍惜,那會是台灣最大的悲哀,台灣的「星空圖」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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