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如下：让我们的亲人白死活着我们要看你们死你知道日本人有多残忍吗他们在中国所行之事只能用毛骨悚然来形容十几名日本兵将一名少女轮番施暴后又将其头下脚上倒立起来双腿分开用大刀从鹦鹉砍下 ⋯⋯

朴槿惠离开青瓦台时留下的一封信我在父亲三十六岁、母亲二十八岁的时候出生。我的名字是我的父亲、母亲和阿姨一起起的。 “槿”不仅仅代表韩国的国花“无穷花”，也代表“国家”之意；“惠”代表“恩惠”。据母亲描述，年轻时的父亲是位浪漫派的男子。母亲的娘家相当富裕，外公的事业相当兴旺，母亲从小被称为“校洞小姐”。母亲原本想念大学，但因为当时外公对女性教育持保守观念，反对她念大学，最终毕业于培花女子高中。母亲对父亲一见钟情，但外公不太满意父亲，不愿将宝贝女儿嫁给一个贫穷的军人。那时，我的父亲军中的少校，薪资微薄，连一座房子都没有。可是，母亲就是那样不顾家人的反对嫁给了父亲，她说：“当时他脱军靴的背影看起来非常可靠，虽然一个人的长相可以骗人，但背影是骗不了人的。见过几次面之后，我更深信自己的直觉没有错，他是个朴素又值得信赖的深情男子。” 当我和妹妹问起母亲与父亲的相遇时，她回忆着当时的情况，告诉我们选择对象不能以金钱或外表来衡量，而要以信任与信赖为优先考虑。她说：“身为穷苦军人的妻子，物质生活很艰苦，但有你们父亲贴心的照顾，我一点也不委屈。以后槿惠和槿令在找结婚对象的时候，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找靠得住的男人。两个人若能以真诚的心相处，那就是最大的幸福。” 我的父亲是个铁血军人，他1944年毕业于日本关东陆军士官学校，其后在伪满第六军管区第八步兵联队任职，被授予日本陆军少尉军衔。之后被分到日本关东军齐齐哈尔635部队。 1945年1月，父亲随部队“清剿”抗日武装力量，在战斗中得到日军上司“果断处理对抗大日本帝国的破坏分子”的评价而晋升中尉。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父亲和他的的第8步兵联队拒不投降，并枪杀苏军联络员。苏军展开围歼行动，父亲带同3名朝鲜籍军官逃出包围。之后他乔装难民来到北京，混入国民党中央军，军统调查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后解除他的武装并羁押数月后于1946年遣返他回国。 1945年日本投降后，韩国宣布独立。 1946年6月父亲回国，任陆军士官学校教官，并晋升为陆军上尉。之后，他在仕途上就一路高升，先后任韩国陆军本部作战情报室室长、科长、师参谋长。 1953年任第二军炮兵司令，同年7月朝鲜停战后，赴美国俄克拉何马陆军炮兵学校深造。1954年晋升为陆军准将，任第二军炮兵司令兼炮兵学校校长。 1955年任师长。1957年陆军大学毕业后，任副军长、师长。 1958年任军参谋长，军衔为陆军少将。 1959年任军管区司令。 1960年1月任釜山地区军需基地司令、第一军管区司令、陆军本部作战参谋次长和第二军副司令。 1961年5月，父亲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李承晚政权，任国家重建最高委员会主席，同年8月升为中将，11月升为陆军上将。 1963年，父亲当选总统。而我，则以“第一女儿”身份入住青瓦台。打从搬进青瓦台前住在议长官邸时，我们三姐弟就几乎没有什么玩具，父母也很少送玩具给我们，母亲的理由是：即使没有玩具，也有足够的空间供我们跑跳玩耍。有一回，亲戚在美国买了一只上发条就会自动走路的小狗玩具送给我们，我们三人好奇地聚在一起拿着它玩了一整天，母亲却忧心忡忡地看着这样的我们。母亲说道：“那并不是随手可得的玩具。拥有别人没有的贵重东西，对孩子的教育并无益处，即使没有那种玩具，我们家的孩子也已经有了一大片可以尽情玩耍的院子啊。” 接着她又补了一句：“要是大家听到议长家没有玩具的传闻，一定会有很多玩具送上门，但要是他们听到穷困的家庭没饭吃也会这样热心吗？我并非舍不得花钱买玩具给他们，而是比起新堂洞的家，这里已有更宽敞的院子可供他们玩耍，所以贵重的玩具对他们而言只是不必要的奢侈品。” 还有一天，出门上学时，外头下着倾盆大雨。我撑着伞踏出大门，没想到雨伞竟被风吹翻了，只能无奈地跑回去告诉母亲雨伞坏了，于是母亲帮我拿了一把新的塑料伞。那时，站在一旁的事务官跟母亲说：“风雨这么大，塑料伞一下子又会被吹坏的，今天就让槿惠坐车上学吧。” 结果，母亲用“槿惠，你可以自己去吧？”的眼神看着我，我故意大声地说了一句“我去上学了” 虽然我们住在人人羡慕的议长官邸，却没有任何值得让其他小朋友羡慕的特别东西，日子过得非常简朴，就连搬进青瓦台后也不例外。对小时候的我们而言，青瓦台不是一个好玩的地方，相反是一个处处充满限制的痛苦地方。住在青瓦台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因为这不是人人都能有的经历。或许大部分人认为身为总统的女儿，我或许多少可以享受某些优待，但对于当时年纪还小的我来说，青瓦台的生活并不全然美好。在那里，充满许多禁忌。从小母亲就对我们耳提面命：“不可以向别人炫耀你所拥有的东西。”在那个生活困苦的时期，总统女儿的身份是一张危险的名片，一个不注意就很容易让我们产生特权意识。在青瓦台我慢慢的长大，我也看到了很多该看到和不该看到的东西。看看国外一个小小的电子芯片就能卖几十万美元，我感到震惊了，一个小小的芯片就能让我们几十个人、甚至几百个人工作一年的工资，我被深深的刺激到了。于是，我对父亲说，我要读电子大学，将来也能制造出那样高端的芯片。我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学习。 1974年，我考上了韩国西江大学电子工程系，毕业后，我又去法国格勒诺布尔大学进修。然后，就在我的进修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噩耗传来：我的父母遭到刺杀，我的母亲陆英修不幸身亡！我匆匆结束法国留学生涯回国，我知道我不能悲痛，因为我不仅仅是朴槿惠，我更是总统的女儿！我的父亲需要我，我的国家需要我，我要承担起的不仅仅是一个国民的责任，我还要承担其我母亲的责任——替代我的母亲行驶“第一夫人”的部分职责。母亲去世后，父亲很悲痛，我们一家人也都很悲痛！但是，悲痛之余，我们还得继续前行。父亲，是个军人，他有钢铁一般的意志，他很快从沉痛走了出来。他在全国范围内主导了“新村运动”，使从前农村和渔村里的茅草屋变成了砖瓦房，解决了当时韩国国民们的绝对贫困问题。他促成京釜高速公路的兴建，使韩国的物流大幅改善，经济得以突飞猛进。韩国的GDP在1969年首次超越朝鲜。他不顾众多反对，力主“只要干就行”建设“京釜高速公路”，建设“龟尾工业园区”。但是，也正是这样的他，为了顽强地追求经济发展的目标以及中央政府不那么腐败，他对待敌人毫不手软！他的敌人太多太多了，他们时时刻刻的想要致他于死地！而我，天天替他担心！可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1979年10月26日，我父亲带领他的卫队长车智澈到情报部长金载圭官邸吃晚饭。席间他和车智澈斥责金载圭及其领导的情报部门工作不力，金载圭一怒之下，拔枪将他们射杀。我的父亲为国捐躯了，终年62岁。随着父亲的去世，我不得不被迫远离政坛，但是我没有忘记父亲的理想。我立志为秉承父亲遗愿，为国捐力。 1997年，我加入韩国大国家党。 1998年4月，我赢得中期选举，当选国会议员。在我的心里，我是希望韩国和朝鲜是不应该“敌对”的，因为我们本就是一家人，不管曾经我们有过多大的战争，也不管我们有多敌视对方，但那都改变不了“血脉相连”的事实。 2002年，我赴平壤访问，受到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的接见。 2004年至2006年我成为了大国家党最高委员，2005年5月、2006年11月，两次访问中国，就是那时中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06年5月，我在首尔帮助一名大国家党候选人竞选首尔市长时，遭到暴力袭击，右脸被文具刀割伤，伤口长达11厘米。当时恢复脸部的伤，在崔顺德家待了一周的时间。 2006年6月，我辞去大国家党党首职务。6月11日，我正式宣布竞选大国家党第17届总统候选人，不过最终我还是败给了李明博。面对失败，我没有灰心，我继续为了国家不断努力。 2012年7月，我再次正式宣布参加于2012年年末举行的总统选举，12月19日，我获得51.6%的投票，确保击败获得48%选票的另一位主要候选人民主统合党候选人文在寅，成功当选新一任韩国总统——韩国第一个女总统。 2012年12月19日，我在大选时说：“我没有父母，没有丈夫，没有子女，国家是我唯一希望服务的对象”。那时，我就知道了我的命运！因为这么多年，我看到了太多太多！但是，明知是深渊，我也将毫不犹豫的跳下去！正因为，我深爱着这个国家，所以我愿意承担一切！我知道我们是美国的盟国，我也知道我们国家的命运被美国把控着，而我更知道美国根本没有把我们当成他们的盟国，我们只不过他们的“棋子”，他们只不过想把我们来遏制中国的工具！而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她无疑才是我们真正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未来。为此，我不惜一切，也要和中国走到一起！ 2015年9月3日，即使西方大部分国家和美国都警告我不要参加中国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但是我还是来了！因为，韩国的未来在中国，不在日本，不在西方，更不在美国！我知道，很多人都说，部署“萨德”是因为朝鲜的核试验。我也知道，很多人说部署“萨德”是我的决定！其实，我怎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呢？难道我不知道“萨德”预防不了朝鲜么？难道我不知道“萨德”只是美国为了利用我们来战略“震慑”中国和俄罗斯的么？但是，我没有办法！部署萨德的命令是我下达的，但是那不是我的本意！因为，我们的国家被“绑架”了！因为，我们的国家只是个“棋子”！棋子，注定只是棋子！棋子，没有自己的命运！我抗争过，但是，终究抗拒不了“棋子”的命运——被棋手掌握着的命运。也正因为“萨德”，所有人给我安上了很多很多的“罪名”，我成了人民的罪人！对此，我不想再解释了！我，太累，太累了！未来，是什么样的？等待我的，又将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了！不过，我相信，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的——韩国真正摆脱“棋子”命运的那一天！再见，青瓦台！哦，不，永不再见，青瓦台！希望大家不要把“它”当一篇政治文看，也不要把“她”当成一个曾经的总统看，只把她当成一个普通的女人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