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理解您的顧慮，我也很討厭無良的廠商，但是請放心，我這裡絕對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一直想花時間好好聊聊柯Ｐ，現在總算有點時間了。很多人說柯Ｐ變了，他的行為和言論已跟他第一任任期時不同，不過，在我的認識裡，柯Ｐ始終是那個樣子的。為免有人要起底，我就先自爆了。一直以來我都不是認真的學生，也不是典型的好學生，我當年就是靠幸運上了台大醫學系。進去之後，能翹的課我絕對翹，不能翹的課我也想辦法翹，以至於我大四之前的出席率，大概兩成不到，成績很爛，差點被退學，當然也經歷過休學。畢業那年，我母親得了重病，爾後過世，讓我重新思考，醫生是不是我這輩子追求的目標？所以最後我拿到台大的畢業證書後，決定不從醫，也別害人，畢竟，以前某老師說過，沒醫術等於沒醫德。在2014年以前畢業的台大醫學系學生，一定有被柯Ｐ教過，我當然也不例外。比起許多人，我對柯Ｐ的認識可能沒那麼深，不過既然曾在台大醫院實習過，那就或多或少會聽過柯Ｐ的事蹟，也會有『交手』過的情形。一些小的事情我就不提，聽聞來的軼聞也不說，我只提一件我親眼目睹的事情。當時我在外科加護病房實習。加護病房，是個管制嚴格的單位，通常每天探病時間只會開放兩到三個時段，每次約一到兩個小時，每個病床只會配置兩件隔離衣，也就是，如果同時有三個人要來探視同一個病人，很抱歉，你們得輪流進去，同時也會要求所有探視者要戴口罩與使用乾洗手，這一切的目的，都是為了感控（感染控制）。那天早上，我在護理站打著藥單，在剛開放探視的時間，突然衝進來十幾個人，未依規定穿隔離衣，在我們還搞不清楚怎麼回事時，他們拿起了手機和相機在拍照。當下所有人都很錯愕，包括同時來探視的家屬，我們護理長理所當然的跳出來制止，大罵，將他們全數趕了出去。別說感染控制出現漏洞了，還拍照，病人隱私要不要顧？別忘了加護病房很多病人身上只有一件輕薄的手術衣。以為這事就這樣落幕了，結果下午時，柯Ｐ獨自來到我們單位，對著護理長破口大罵，把人都罵哭了，理由是「妳不給我面子」。原來那群人是中國來的參訪團，說是學者，但這麼不重感控，不重隱私，真的是學者嗎？柯Ｐ是否有認真確認每個人的身份，就讓助理帶他們進來？更糟糕的是，這麼重視SOP的柯Ｐ，未申報，也未事前知會我們單位，憑什麼要我們放行？然後，加護病房的管制出了這麼大漏洞，你生氣的點竟然是，「不給你面子」？這事情後來當然傳到了我們單位的長官耳裡。台大每個外科加護病房單位，會配置兩位主治醫師輪班，而這兩位就是我們的長官。當時值班的女老師，是一位台大很嚴厲（學生私下稱為『太后』，我後來申請台藝研究所的推薦信，正是找她，和婦產科的施景中醫師，一位精神科主任），教學認真，但同時人很好的女醫師（我們每個人都被電得不要不要的，但老師常常會在休息室幫我和值班的學長準備宵夜和早餐）。自己的護理長被罵，而且還是對方無理，老師當然無法接受，便直接找柯Ｐ理論去了。為什麼我之前從沒在臉書提過這事？我承認我之前也對柯Ｐ有所期待的，所以不願去戳破。回來聊柯Ｐ。眾所皆知，他是台大醫學系第一名（國考第一）畢業的『外科』醫師，而外科醫師的主戰場是哪？絕對是在開刀房。在柯Ｐ那個年代，沒有健保，前幾名的醫學生志願都在外科（跟現在皮膚科，眼科當道不同），尤其，心外，胸外這種開『大刀』的，更是搶破頭（當時還沒有內視鏡手術。以前林靜芸醫師就跟我們分享，她跟丈夫，前台大醫院院長林芳郁醫師畢業後，兩人都走外科，可是她在住院醫師期間懷孕了，加上醫院的重男輕女，她就被『下放』到整形外科，孰不知風水輪流轉，現在整外成了最夯的外科）。而第一名畢業的柯Ｐ，可以優先選擇，他自然選了外科。那麼為何一位外科醫師，後來沒在主戰場開刀房發光發熱？或許是柯Ｐ也自認為，自己的技術不夠好，不要開刀害人（就像我也決定不從醫一樣）。必須說，柯Ｐ這個決定是良善的，我們以前也跟過一些名醫大Ｐ們的刀，技術真的點點點，只因為他資歷夠久了，加上會社交，跟病人關係好，就一路升上去。不過大家也別太害怕，這樣的人滿少的，大部分我在臺大接觸的老師們真的都很厲害（我爸爸大腸癌也是在臺大開的）。如果說開刀房是外科醫師的主戰場，那加護病房就是麻醉科的領地。然而一位外科出身的醫師，被放在滿是麻醉科醫師為主的外科加護病房裡，自然是滿滿的不得意。外科思維和麻醉科是非常不同的。對外科來說，就是一和零，我要開刀，就是要把你問題徹底解決，而你往後的生活品質，才是我次要考慮的。但麻醉科，主要是做支持性的治療，控制你的疼痛，以你的生活品質為優先。我曾經遇過一個病人，在開完某大Ｐ的刀後，短短三天，輸了13袋血，台大該血型的血庫因為他而沒有庫存，當時值班的麻醉科主治，跟我們說，「他應該撐不過去」，畢竟看他懨懨一息的樣子，任何人都不覺得有希望。然而幾天後他的主刀外科醫師來，對他在床邊精神喊話，病人的眼神中散發著我從未看過的光芒，他整個人『活』過來了，甚至說服他開第二次刀，只可惜依舊沒能找到出血點，不過至少在一週後我離開該單位，病人都還繼續撐著。在某個程度上，一位外科醫師被放在加護病房，而非刀房主戰場，那就猶如是在邊疆了，即使你是將軍，但你手下的麻醉科醫師，就彷彿是跟你不同宗不同族的人，某些時候彼此觀點是很難在同一頻率，所以2014年才有傳聞說，柯Ｐ在臺大被排擠。然而在臺大不得志的柯Ｐ，在媒體這裡得到了另一種光環。頂著台大創傷醫學部主任的名號，外界自然將柯Ｐ捧得高高的，柯Ｐ在醫院的不如意，此時得到了釋放，因為媒體「很喜歡聽他說」。大概是自從2006年邵曉鈴車禍後，柯Ｐ和他的葉克膜團隊一夕之間變得全台知名了。確實以邵曉鈴當時的狀況，是很難救了，然而柯Ｐ推廣的葉克膜卻讓她撐了過來，即便後來留下嚴重後遺症，讓她智力退化，是否值得？見仁見智，但不可否認，她確實活過來了。大概也是從那時候開始，柯Ｐ成了全台神醫，加上媒體對他的提問，他幾乎有問必答，爾後不管是哪個名人明星住院，你去問柯Ｐ，他都會透露，然後，媒體就更愛問他，柯Ｐ就更被民眾認識，享受這份光環。不過台大醫院當然有自己的公關體系和發言人，然而在那之後，柯Ｐ儼然就是台大的發言人了，也確實讓台大感到有些困擾，畢竟，這牽涉到病人隱私。然後，就是連勝文的槍擊案。在2014年連與柯對擂時，很多人罵連，說柯救了他，他卻恩將仇報。這事情對也不對，柯Ｐ是創傷醫學部主任，連勝文的醫療小組，自然跟他有關，但，連勝文跟邵曉鈴當時狀況不同，連的槍傷並未危及生命，而且，更重要的，柯Ｐ不是當時主刀醫師。連勝文後來的開刀與治療，當然是整個醫療團隊的功勞，可是我想，最關鍵的還是當時主刀的醫師吧？然而，2014年市長選舉，當媒體把『連勝文救命恩人』這球做給你柯Ｐ時，你竟然就這麼吃了下來，不去提及整個醫療團隊，甚至不去提及連勝文主刀醫師是誰（連我現在去查wiki都查不到）？不說出實情，跟說謊當然不同，前者並沒有任何錯或犯法，只是給人觀感不佳。我當時當然也很不以為然，但我也沒在臉書評論過這件事，原因是，我也實在很不喜歡連勝文擠下丁丁，選市長。可是我們這些鄉民不去戳破這件事，不代表柯Ｐ你不用去解釋，倘若你那時大器的將功勞歸給團隊，歸給主刀醫師，對你反而是加分的，可是你沒有那麼做。 2014年選舉，我剛好有些朋友分別在柯和連的競選團隊，都是年輕人，但你可以感覺他們的態度不同。幫連勝文的人，多半也對連勝文無感，只是國民黨給的經費和資源多，很多人也不看好連，所以就當來打一份薪水不差的工，「我們只是來工作，但他上不上就與我們無關」。而柯這邊的人很不同，很多人不去計較薪資，而是真心希望柯Ｐ上，常常是一人當兩人用，也可以發現，柯Ｐ2014年的競選團隊，多半是充滿熱情的年輕人。可是你也會注意到，這些人在柯競選第二任時，幾乎不在了，包括當時為他操盤網路宣傳，為他安排各投開票所監票的小尖兵，現在都紛紛跳出來喊不支持柯Ｐ（以柯現在的標準，這些人也是收了錢的網軍，可是別忘了，他們曾經是為你立下戰績的人）。在草創時期永遠是最辛苦的，跟著你打天下的這群人，等於在一個未知的未來上下賭注，這些人也是最衷心希望你能闖出頭，而不計較個人利益的（畢竟，要貪利益，去找線上最有資源的政黨即可，何必幫你『個人』，還不確定你未來能不能成功）。然而，在幫助你上位後，卻在四年期間，這些人紛紛走人，這是否意味著你的領導出了問題？而當你已飛黃騰達時才來蹭的人，不能說全部，但多多少少是有些要貪圖你能施予的利益的。我前面說了，某種程度上，柯Ｐ在醫界當時確實是有些不得志的（要說排擠也可以啦），但不得不說，當他2014決定參選時，醫界還是非常欣喜的，也期待他帶來些改革，希冀他是政壇清流。這情形一直到2018他競選連任時都沒變，我身邊許多醫師友人，老師，捐款給他，我相信他的捐款有很大一部分是來自醫界。可是為何2019年之後，這些人幾乎都不支持他了？包括我最敬重的施景中老師。只要曾經在台大待過，或多或少會聽老師們聊起柯Ｐ的一些事，有些好笑的，也有些荒謬的，然而，我只能說，醫界的老師們還是滿仁慈的，或者說，他們仍對柯Ｐ有些期待，所以在柯Ｐ進入政壇，甚至讓大家失望後，依然沒有人跳出來翻出柯Ｐ的過往。而我自己本身對柯Ｐ進入政壇的兩個期待，是希望他對酒駕和健保制度發聲。大家應該有印象，2013年柯Ｐ的愛徒女醫生遭酒駕撞死的事吧？當時柯Ｐ積極奔走，成立酒駕防治協會。然而在2014年，柯當上市長後，有了更大的話語權，卻幾乎不再為此事發聲了？就連去年過年孝子被酒駕撞死，行政院長，總統都發聲了，也不見柯的粉專有任何動靜（我只觀察頭一兩天，後續沒追蹤）。或許有人說，酒駕又非首都市長管的，但，外交議題，兩岸議題又豈是台北市長範疇，柯不也頻頻發表意見？在柯的第一任任期，柯Ｐ享受著全台的焦點，幾乎從未有任何政治人物這樣受『所有』媒體，不分藍綠的愛戴，那時候你柯Ｐ要講話，誰不會拿麥克風給你？可是你卻沒趁著這份光環尚在，去為酒駕的事情多做點什麼而另一個議題，健保，更是沒看到柯Ｐ有去想改變環境。只要在醫界待過，不可能不知道健保制度的問題，健保對全台人民絕對是個最好的福利政策，但不代表它不需要改革。在我在台大實習的時候，應某位老師要求，去試算了健保比例，也才發覺這套制度存有很大的問題。當時某一個華僑，十幾年來沒回台灣，更沒繳健保費（傳聞他在泰國因吸毒後恍神，引發火災），導致全身80%燒燙傷。他回台灣後，只補繳了幾個月保費，就恢復了健保身份（每年乖乖繳保費，一年又只看一兩次醫生的我們，顯得很蠢）。住在台大醫院一個多月，每天早上要兩到三位醫護人員幫他換藥一個多小時（其他病人約一位實習醫師，十幾分鐘即可換完），期間進開刀房手術三次，住院期間總共花費五十萬台幣，而因為健保，他竟然只需要負擔不到五千元出院費用，也就是不到1%！住在台北市蛋黃區，一間雅房租金也不只五千了，什麼時候我們的醫療服務比最廉價的旅館都不如？當然，他是病人，他不是自願生病，可是這比例也絕對不合理。我相信柯Ｐ對健保制度一定比我更熟，但，他也從未把握他的光芒，去做些什麼改變和聲援。 2018年我也曾跟我爸大吵過（我爸偏綠，我媽那邊家族則是以軍公教為主的鐵藍），他認為柯Ｐ反過來咬民進黨，是背骨，而我認為民進黨這三年做不好，一直抓著柯打很煩。我也曾經為器捐的事，跟一位堅信柯Ｐ有到中國賣器官的護理師吵過。即使我知道柯Ｐ一些事，他稱不上好人，但也絕對不是壞人。那麼為什麼柯給人感覺立場跟四年前不同？等我最後來解釋，先來說說柯給自己貼上的標籤，也是最為人所知道的，他的特質，『台大醫科』和『亞斯伯格』。說真的，台大是個很大的包袱，又是醫學系（當然，享受的資源也很多。資源？受人關注本身就是資源啊，以柯Ｐ為例，他如果不是台大醫院主任，參選時受到的注意會這麼多嗎？）。例如在朋友聚會自介時，當你說你是清大，成大，大家會「哇」，但你說台大時，得到的反應會更大（我沒有要戰學校，清大成大各大學校都很好，可是也不可否認，各類組第一志願都剛好在台大）。明明只是在講自己學校，但你講「我們成大」，和「我們台大」，後者聽起來就是格外刺耳，彷彿你在『強調』什麼。以至於我連在家，提學校的事，都是用「我們學校」取代「我們台大」，因為連我爸都在吵架時嗆過「你台大了不起？」（自己兒子讀台大，卻被拿來當攻擊點是滿怪的）。然而柯Ｐ本人倒是完全不避諱，而且一直強調。如果是一個毫無知名度的素人，或新人，需要點話題，可能需要強調自己學歷，但，全台灣有誰不知道柯Ｐ是台大的？而他往往在說話時，很愛去強調「我們醫界都balabala」，台灣政壇，曾經是醫生的並不在少數，可是只有柯Ｐ會在說錯話時，拿整個醫界來幫擋箭牌。一再的強調自己的學歷，也是在樹立高旗，「我跟你們思維不一樣，我比較聰明」，也就可以感覺得出，他言語中流露的傲慢和自戀，跟他不願採納別人意見的特質（可以對照後面形容的亞斯伯格）。柯Ｐ的另一個大標籤，就是亞斯伯格症。這彷彿是他的免死金牌，每當他說錯話時，他和他的支持者就會用這個病症去為他開脫。要說亞斯伯格，我絕對能來好好說明，因為在我最親的家人中，就有兩位，其中甚至有我打從出生就接觸的人。當然，不是每個亞斯伯格症狀都一樣，就像憂鬱症一樣有個體差異，然而它能被歸類在同一病症，絕對是有某些共同性，所以從我家人身上，也能看到與柯Ｐ類似的狀況。為了個人隱私，我不說明是誰，也很抱歉，為了讓大家了解，我必須舉例說明。亞斯伯格的人，很常關注在一些小事情上，然後就『黏』住了。上個月才發生一件事，當時我們一家人，開著七人座的廂型車，要去祭拜我媽。小亞斯（我某位亞斯格症的家人），在出發前，我們答應他，會繞去消防局看消防車（他『黏』住的事物，就是各式車子）。然而開車的人忘了，過了紅綠燈，沒右轉，直接往目的地開去。小亞斯提醒了我們跟他的『約定』。一般的孩子，你這時候繞個路，繞去消防局就沒事，可是他無法接受，「車子開回B2，車子開回B2」，他不斷叫嚷著，他沒辦法接受路線不是照他原本的『預期』，所以他要求車子回到原點，也就是開回我們住家大樓的B2停車場，重新出發。就這樣，我們照他的『期待』做了，多花了二十分鐘，開回B2停車場，然後右轉去看消防車。如果你不照做呢？那就是一整個早上的不安寧，因為他『黏』住了。像柯Ｐ這樣的人，不是不會說謊，而是他們說謊很容易被拆穿，他們難以隱藏情緒，所以當你感覺他在說謊，別懷疑，他十之八九真的在說謊。因此當柯Ｐ『失言』講出那些話時，別懷疑，他是真心這麼想（包括她所有歧視言論也是）。亞斯伯格的人，常會因『黏』在小事情上，而失去耐性，甚至忘了看整個大局（如我上面的例子）。當他在憤怒的情緒時，很抱歉，不管周遭的人在做什麼，都必須停下來，『處理』好他的情緒，在他們的觀點裡，天塌下來的事，都沒有他現在這個情緒重要。說真的，那也不是他們願意的，都說是『症』了啊，你也不會叫一個憂鬱症的人，不要憂鬱吧？某方面來說，亞斯伯格的人自己也很痛苦，那也不是他們願意的，但他們就是很容易『黏』在這些雞毛蒜皮的事，然後情緒也『黏』在這，走不開。例如，我上面說的那個小亞斯，除了車子外，他還愛星星和數字『8』。買滿天星的餅乾給他，其他的樣式你可以吃，但如果星星樣式的你拿走了，他會崩潰一個小時。某次他兩歲的妹妹『誤拿』了星星的吃，他崩潰了，明知道不可能，但他要求妹妹吐還那顆餅乾給他，即使我們拿出其他十幾顆星星樣式的補給他，他也不接受，他只要被妹妹吞下肚的那一顆。這樣的人，可能很聰明，很有智慧，但絕對不適合當領導人，因為，所有的決策都必須以他的情緒為第一優先考量。而亞斯伯格看事情的『標準』，也不見得與一般人一樣，例如，他可能很討厭煙味，所以覺得抽菸該判刑（我講得比較誇張），但他又覺得偷竊沒什麼，只因為在他的『標準』裡，抽菸是比偷竊更嚴重的罪。不過，我還是自次強調，不管任何病症，都無法完全解釋每個患有此病症的病人的狀況，其中還是有很大的個體差異。而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我為何說柯Ｐ自始至終都沒變呢？你從他2014年參政以來就可發現，他的某項『標準』從來沒變過。「說我柯Ｐ壞話的，就是壞人」，這就是柯Ｐ最高的標準，也可以說是民眾黨的圭臬。2014年，國民黨打他打得兇，然後民進黨禮遇他，不提名候選人，所以他覺得你國民黨好壞，民進黨是我友邦，我還幫你立委助選。然後，2018年，民進黨開始打柯，國民黨樂見你鷸蚌相爭，所以柯Ｐ改變了態度，說我壞話的民進黨才是壞人。中共從沒批評過我，所以中共在我眼中也不是壞人了，這就是柯Ｐ的『標準』。這標準是不是很符合我最前面提的，「你不給我面子」的加護病房事件？因此，也不用期待，將來民眾黨內會有持跟柯Ｐ不一樣的聲音，會有持跟黨主席柯Ｐ不一樣意見的人，不然你就是我柯Ｐ眼中的壞人。很幼稚嗎？對，在跟亞斯伯格相處的經驗，我覺得他們很容易理解，很容易掌握，也相對容易操控，只要你抓對他的『標準』，和讓他『黏』住的是什麼。還有，別再1450，網軍網軍的叫，我還真沒收到任何政黨的錢和指示。如果不認同你，你就要認為他是收了錢幫敵方陣營做事，我只能說，你會少聽見很多聲音。你可以試試拿錢給我，我一定收，但不會幫你說話，謝謝。最後補充一點，很多人覺得柯Ｐ第一任市政不錯，為何現在變這樣？就如我說的，他前後兩任身邊走了很多人。當初圍繞在他身邊的人夠強，也真的是衷心為他打拚。而這也是柯Ｐ人格特質最要小心的一點，他的所有政策，會被周遭的人左右（如我前述，說我好話我就覺得你是好人，所以我就採納你的意見）。所以柯Ｐ將來還是有機會成為好市長的，只要圍繞著他的人，心態夠良善，但，他的高度也差不多到這了。

這篇對武漢中心醫院急診主任艾芬的專訪，遭到中國境內網管不斷地狂刪，但是中國網民不斷地猛貼，用各種方式流傳。艾芬是武漢第一位把新冠病毒往上呈報的人，也是把第一個消息散出去的人。結果，中國共產黨把整批第一線醫師的專業擔心與警告壓了下去。事情就變成今天這樣子。這篇文章不能沈掉，不然對不起當時他們的勇敢吹哨，也要讓世人知道，這筆帳要找誰算。 =============== 《发哨子的人》 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又一个被训诫的女医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将她称为「吹哨人」，艾芬纠正了这个说法，她说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个「发哨子的人」。这是《人物》3月刊封面《武汉医生》的第二篇报道。文｜龚菁琦编辑｜金石摄影｜尹夕远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同意采访的短信是3月1日凌晨5点，大约半小时后，3月1日凌晨5点32分，她的同事、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两天后，该院眼科副主任梅仲明过世，他和李文亮是同一科室。截止2020年3月9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已有4位医护人员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疫情发生以来，这家离华南海鲜市场只几公里的医院成为了武汉市职工感染人数最多的医院之一，据媒体报道医院超过200人被感染，其中包括三个副院长和多名职能部门主任，多个科室主任目前正在用ECMO维持。死亡的阴影笼罩着这家武汉市最大的三甲医院，有医生告诉《人物》，在医院的大群里，几乎没有人说话，只在私下默默悼念、讨论。悲剧原本有机会避免。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3月2日下午，艾芬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接受了《人物》的专访。她一个人坐在急诊室办公室中，曾经一天接诊超过1500位患者的急诊科此时已恢复了安静，急诊大厅里只躺着一名流浪汉。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又一个被训诫的女医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将她称为「吹哨人」，艾芬纠正了这个说法，她说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个「发哨子的人」。采访中，艾芬数次提起「后悔」这个词，她后悔当初被约谈后没有继续吹响哨声，特别是对于过世的同事，「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老子』到处说，是不是？」关于武汉市中心医院和艾芬本人在过去的两个多月中到底经历了什么？以下，是艾芬的讲述—— 艾芬前所未有的训斥去年12月16日，我们南京路院区急诊科接诊了一位病人。莫名其妙高烧，一直用药都不好，体温动都不动一下。22号就转到了呼吸科，做了纤维支气管镜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外面做高通量测序，后来口头报出来是冠状病毒。当时，具体管床的同事在我耳边嚼了几遍：艾主任，那个人报的是冠状病毒。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病人是在华南海鲜做事的。紧接着12月27日，南京路院区又来了一个病人，是我们科一位医生的侄儿，40多岁，没有任何基础疾病，肺部一塌糊涂，血氧饱和只有90%，在下面其他医院已经治疗了将近10天左右都没有任何好转，病人收到了呼吸科监护室住院。同样做了纤维支气管镜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检测。 12月30日那天中午，我在同济医院工作的同学发了一张微信对话截图给我，截图上写着：「最近不要去华南啊，那里蛮多人高烧……」他问我是不是真的，当时，我正在电脑上看一个很典型的肺部感染患者的CT，我就把CT录了一段11秒钟的视频传给他，告诉他这是上午来我们急诊的一个病人，也是华南海鲜市场的。当天下午4点刚过，同事给我看了一份报告，上面写的是：SARS冠状病毒、绿脓假单胞菌、46种口腔/呼吸道定植菌。我仔细看了很多遍报告，下面的注释写着：SARS冠状病毒是一种单股正链RNA病毒。该病毒主要传播方式为近距离飞沫传播或接触患者呼吸道分泌物，可引起的一种具有明显传染性，可累及多个脏器系统的特殊肺炎，也称非典型肺炎。当时，我吓出了一身冷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病人收在呼吸科，按道理应该呼吸科上报这个情况，但是为了保险和重视起见，我还是立刻打电话上报给了医院公共卫生科和院感科。当时我们医院呼吸科主任正好从我门口过，他是参加过非典的人，我把他抓住，说，我们有个病人收到你们科室，发现了这个东西。他当时一看就说，那就麻烦了。我就知道这个事情麻烦了。给医院打完电话，我也给我同学传了这份报告，特意在「SARS冠状病毒、绿脓假单胞菌、46种口腔/呼吸道定植菌」这一排字上画了个红圈，目的是提醒他注意、重视。我也把报告发在了科室医生群里面，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当天晚上，这个东西就传遍了，各处传的截屏都是我画红圈的那个照片，包括后来知道李文亮传在群里的也是那份。我心里当时就想可能坏事儿了。10点20，医院发来了信息，是转市卫健委的通知，大意就是关于不明原因肺炎，不要随意对外发布，避免引起群众恐慌，如果因为信息泄露引发恐慌，要追责。我当时心里就很害怕，立刻把这条信息转给了我同学。过了大概一个小时，医院又来了一份通知，再次强调群内的相关消息不能外传。一天后，1月1日晚上11点46分，医院监察科科长给我发了条消息，让我第二天早上过去一下。那一晚上我都没有睡着，很担忧，翻来覆去地想，但又觉得凡事总有两面性，即便造成不良影响，但提醒武汉的医务人员注意防范也不一定是个坏事。第二天早上8点多一点，还没有等我交完班，催我过去的电话就打来了。之后的约谈，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非常严厉的斥责。当时，谈话的领导说，「我们出去开会都抬不起头，某某某主任批评我们医院那个艾芬，作为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你是专业人士，怎么能够没有原则没有组织纪律造谣生事？」这是原话。让我回去跟科室的200多号人一个个地口头传达到位，不能发微信、短信传达，只能当面聊或者打电话，不许说关于这个肺炎的任何事情，「连自己的老公都不能说」…… 我整个人一下子就懵了，他不是批评你这个人工作不努力，而是好像整个武汉市发展的大好局面被我一个人破坏了。我当时有一种很绝望的感觉，我是一个平时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工作的人，我觉得自己做的事情都是按规矩来的，都是有道理的，我犯了什么错？我看到了这个报告，我也上报医院了，我和我的同学，同行之间对于某一个病人的情况进行交流，没有透露病人的任何私人信息，就相当于是医学生之间讨论一个病案，当你作为一个临床的医生，已经知道在病人身上发现了一种很重要的病毒，别的医生问起，你怎么可能不说呢？这是你当医生的本能，对不对？我做错什么了？我做了一个医生、一个人正常应该做的事情，换作是任何人我觉得都会这么做。我当时的情绪也很激动，说，这个事是我做的，跟其余人都没有关系，你们干脆把我抓去坐牢吧。我说我现在这个状态不适合在这个岗位上继续工作了，想要休息一段时间。领导没有同意，说这个时候正是考验我的时候。当天晚上回家，我记得蛮清楚，进门后就跟我老公讲，我要是出了什么事情，你就好好地把孩子带大。因为我的二宝还很小，才1岁多。他当时觉得莫名其妙，我没有跟他说自己被训话的事，1月20号，钟南山说了人传人之后，我才跟他说那天发生了什么。那期间，我只是提醒家人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出门要戴口罩。外围科室很多人担心我也是那8个人之一被叫去训诫。实际上我没有被公安局训诫，后来有好朋友问我，你是不是吹哨人？我说我不是吹哨人，我是那个发哨子的人。但那次约谈对我的打击很大，非常大。回来后我感觉整个人心都垮了，真的是强打着精神，认真做事，后来所有的人再来问我，我就不能回答了。我能做的就是先让急诊科重视防护。我们急诊科200多人，从1月1号开始，我就叫大家加强防护，所有的人必须戴口罩、戴帽子、用手快消。记得有一天交班有个男护士没戴口罩，我马上就当场骂他「以后不戴口罩就不要来上班了」。 1月9号，我下班时看见预检台一个病人对着大家咳，从那天后，我就要求他们必须给来看病的病人发口罩，一人发一个，这个时候不要节约钱，当时外面在说没有人传人，我又要在这里强调戴口罩加强防护，都是很矛盾的。那段时间确实很压抑，非常痛苦。有医生提出来要把隔离衣穿外头，医院里开会说不让，说隔离衣穿外头会造成恐慌。我就让科室的人把隔离服穿白大褂里面，这是不符合规范的，很荒谬的。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病人越来越多，传播区域的半径越来越大，先是华南海鲜市场附近可能跟它有关系，然后就传传传，半径越来越大。很多是家庭传染的，最先的7个人当中就有妈妈给儿子送饭得的病。有诊所的老板得病，也是来打针的病人传给他的，都是重得不得了。我就知道肯定有人传人。如果没有人传人，华南海鲜市场1月1日就关闭了，怎么病人会越来越多呢？很多时候我都在想，如果他们当时不那样训斥我，心平气和地问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再请别的呼吸科专家一起沟通一下，也许局面会好一些，我至少可以在医院内部多交流一下。如果是1月1号大家都这样引起警惕，就不会有那么多悲剧了。 1月3号下午，在南京路院区，泌尿外科的医生们聚集在一起回顾老主任的工作历程，参会的胡卫峰医生今年43岁，现在正在抢救；1月8号下午，南京路院区22楼，江学庆主任还组织了武汉市甲乳患者康复联欢会；1月11号早上，科室跟我汇报急诊科抢救室护士胡紫薇感染，她应该是中心医院第一个被感染的护士，我第一时间给医务科科长打电话汇报，然后医院紧急开了会，会上指示把「两下肺感染，病毒性肺炎？」的报告改成「两肺散在感染」；1月16号最后一次周会上，一位副院长还在说：「大家都要有一点医学常识，某些高年资的医生不要自己把自己搞得吓死人的。」另一位领导上台继续说：「没有人传人，可防可治可控。」一天后，1月17号，江学庆住院，10天后插管、上ECMO。中心医院的代价这么大，就是跟我们的医务人员没有信息透明化有关。你看倒下的人，急诊科和呼吸科的倒是没有那么重的，因为我们有防护意识，并且一生病就赶紧休息治疗。重的都是外围科室，李文亮是眼科的，江学庆是甲乳科的。江学庆真的非常好的一个人，医术很高，全院的两个中国医师奖之一。而且我们还是邻居，我们一个单元，我住四十几楼，他住三十几楼，关系都很好，但是平时因为工作太忙，就只能开会、搞医院活动时候见见面。他是个工作狂，要么就在手术室，要么就在看门诊。谁也不会特意跑去跟他说，江主任，你要注意，戴口罩。他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打听这些事，他肯定就大意了：「有什么关系？就是个肺炎。」这个是他们科室的人告诉我的。如果这些医生都能够得到及时的提醒，或许就不会有这一天。所以，作为当事人的我非常后悔，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我，「老子」到处说，是不是？虽然和李文亮同在一个医院，一直到去世之前我都不认得他，因为医院4000多号人太多了，平时也忙。他去世前的那天晚上，ICU的主任跟我打电话借急诊科的心脏按压器，说李文亮要抢救，我一听这个消息大吃一惊，李文亮这个事整个过程我不了解，但是他的病情跟他受训斥之后心情不好有没有关系？这我要打个问号，因为受训的感觉我感同身受。后来，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证明李文亮是对的时候，他的心情我非常能理解，可能跟我的心情一样，不是激动、高兴，而是后悔，后悔当初就应该继续大声疾呼，应该在所有的人问我们的时候，继续说。很多很多次我都在想，如果时间能够倒回来该多好。活着就是好的在1月23日封城前一天的晚上，有相关部门的朋友打电话问我武汉市急诊病人的真实情况。我说你代表私人，还是代表公家。他说我代表私人。我说代表个人就告诉你真话，1月21号，我们急诊科接诊1523个病人，是往常最多时的3倍，其中发烧的有655个人。那段时间急诊科的状况，经历过的人一辈子都忘不了，甚至会颠覆你的所有人生观。如果说这是打仗，急诊科就在最前线。但当时的情况是，后面的病区已经饱和了，基本上一个病人都不收，ICU也坚决不收，说里面有干净的病人，一进去就污染了。病人不断地往急诊科涌，后面的路又不通，就全部堆在急诊科。病人来看病，一排队随便就是几个小时，我们也完全没法下班，发热门诊和急诊也都不分了，大厅里堆满了病人，抢救室输液室里到处都是病人。还有的病人家属来了，说要一张床，我的爸爸在汽车里面不行了，因为那时候地下车库已封，他车子也堵着开不进来。我没办法，带着人和设备跑去汽车里去，一看，人已经死了，你说是什么感受，很难受很难受。这个人就死在汽车里，连下车的机会都没有。还有一位老人，老伴刚在金银潭医院去世了，她的儿子、女儿都被感染了，在打针，照顾她的是女婿，一来我看她病得非常重，联系呼吸科给收进去住院，她女婿一看就是个有文化有素质的人，过来跟我说谢谢医生等等的，我心里一紧，说快去，根本耽误不了了。结果送去就去世了。一句谢谢虽然几秒钟，但也耽误了几秒。这句谢谢压得我很沉重。还有很多人把自己的家人送到监护室的时候，就是他们见的最后一面，你永远见不着了。我记得大年三十的早上我来交班，我说我们来照个相，纪念一下这个大年三十，还发了个朋友圈。那天，大家都没有说什么祝福，这种时候，活着就是好的。以前，你如果有一点失误，比如没有及时打针，病人都可能还去闹，现在没人了，没有人跟你吵，没有人跟你闹了，所有人都被这种突然来的打击击垮了，搞蒙了。病人死了，很少看到家属有很伤心地哭的，因为太多了，太多了。有些家属也不会说医生求求你救救我的家人，而是跟医生说，唉，那就快点解脱吧，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因为这时候每个人怕的都是自己被感染。一天发热门诊门口的排队，要排5个小时。正排着一个女的倒下了，看她穿着皮衣，背着包包，穿着高跟鞋，应该是很讲究的一个中年女性，可是没有人敢上前去扶她，就在地上躺了很久。只得我去喊护士、医生来去扶她。 1月30号我早上来上班，一个白发老人的儿子32岁死了，他就盯着看医生给他开死亡证明。根本没有眼泪，怎么哭？没办法哭。看他的打扮，可能就是一个外来的打工的，没有任何渠道去反映。没有确诊，他的儿子，就变成了一张死亡证明。这也是我想要去呼吁一下的。在急诊科死亡的病人都是没有诊断、没办法确诊的病例，等这个疫情过去之后，我希望能给他们一个交代，给他们的家庭一些安抚，我们的病人很可怜的，很可怜。「幸运」做了这么多年医生，我一直觉得没有什么困难能够打倒我，这也和我的经历、个性有关。 9岁那年我爸爸就胃癌去世了，那个时候我就想着长大了当个医生去救别人的命。后来高考的时候，我的志愿填的全部都是医学专业，最后考取了同济医学院。1997年我大学毕业，就到了中心医院，之前在心血管内科工作，2010年到急诊科当主任的。我觉得急诊科就像我的一个孩子一样，我把它搞成这么大，搞得大家团结起来，做成这个局面不容易，所以很珍惜，非常珍惜这个集体。前几天，我的一个护士发朋友圈说，好怀念以前忙碌的大急诊，那种忙跟这种忙完全是两个概念。在这次疫情之前，心梗、脑梗、消化道出血、外伤等等这些才是我们急诊的范畴。那种忙是有成就感的忙，目的明确，针对各种类型的病人都有很通畅的流程，很成熟，下一步干什么，怎么做，出了问题找哪一个。而这一次是这么多危重病人没办法去处理，没办法收住院，而且我们医务人员还在这种风险之中，这种忙真的很无奈，很痛心。有一天早上8点，我们科一个年轻医生跟我发微信，也是蛮有性格的，说我今天不来上班了，不舒服。因为我们这里都有规矩的，你不舒服要提前跟我说好安排，你到8点钟跟我说，我到哪里去找人。他在微信中对我发脾气，说大量的高度疑似病例被你领导的急诊科放回社会，我们这是作孽！我理解他是因为作为医生的良知，但我也急了，我说你可以去告我，如果你是急诊科主任，你该怎么办？后来，这个医生休息了几天后，还是照样来工作。他不是说怕死怕累，而是遇到这种情况，一下子面对这么多病人感到很崩溃。作为医生来说，特别是后面很多来支援的医生，根本心理上受不了，碰到这种情况懵了，有的医生、护士就哭。一个是哭别人，再一个也是哭自己，因为每个人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轮到自己感染。大概在1月中下旬，医院的领导也陆陆续续地都病倒了，包括我们的门办主任，三位副院长。医务科科长的女儿也病了，他也在家里休息。所以基本上那一段时间是没有人管你，你就在那儿战斗吧，就是那种感觉。我身边的人也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倒掉。1月18日，早上8点半，我们倒的第一个医生，他说主任我中招了，不烧，只做了CT，肺部一大坨磨玻璃。不一会儿，隔离病房负责的一个责任护士，告诉我说他也倒了。晚上，我们的护士长也倒了。我当时非常真实的第一感觉是——幸运，因为倒得早，可以早点下战场。这三个人我都密切接触过，我就是抱着必倒的信念每天在工作，结果一直没倒。全院的人都觉得我是个奇迹。我自己分析了一下，可能是因为我本身有哮喘，在用一些吸入性的激素，可能会抑制这些病毒在肺内沉积。我总觉得我们做急诊的人都算是有情怀的人——在中国的医院，急诊科的地位在所有科室当中应该是比较低的，因为大家觉得急诊，无非就是个通道，把病人收进去就行了。这次抗疫中，这种忽视也一直都存在。早期的时候，物资不够，有时候分给急诊科的防护服质量非常差，看到我们的护士竟然穿着这种衣服上班，我很生气，在周会群里面发脾气。后来还是好多主任把他们自己科室藏的衣服都给我了。还有吃饭问题。病人多的时候管理混乱，他们根本想不到急诊科还差东西吃，很多科室下班了都有吃的喝的，摆一大排，我们这里什么都没有，发热门诊的微信群里，有医生抱怨，「我们急诊科只有纸尿裤……」我们在最前线战斗，结果是这样，有时候心里真的很气。我们这个集体真的是很好，大家都是只有生病了才下火线。这次，我们急诊科有40多个人感染了。我把所有生病的人建了一个群，本来叫「急诊生病群」，护士长说不吉利，改成「急诊加油群」。就是生病的人也没有很悲伤、很绝望、很抱怨的心态，都是蛮积极的，就是大家互相帮助，共度难关那种心态。这些孩子们、年轻人都非常好，就是跟着我受委屈了。我也希望这次疫情过后，国家能加大对急诊科的投入，在很多国家的医疗体系中，急诊专业都是非常受重视的。不能达到的幸福 2月17号，我收到了一条微信，是那个同济医院的同学发给我的，他跟我说「对不起」，我说：幸好你传出去了，及时提醒了一部分人。他如果不传出去的话，可能就没有李文亮他们这8个人，知道的人可能就会更少。这次，我们有三个女医生全家感染。两个女医生的公公、婆婆加老公感染，一个女医生的爸爸、妈妈、姐姐、老公，加她自己5个人感染。大家都觉得这么早就发现这个病毒，结果却是这样，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代价太惨重了。这种代价体现在方方面面。除了去世的人，患病的人也在承受。我们「急诊加油群」里，大家经常会交流身体状况，有人问心率总在120次/分，要不要紧？那肯定要紧，一动就心慌，这对他们终身都会有影响的，以后年纪大了会不会心衰？这都不好说。以后别人可以去爬山，出去旅游，他们可能就不行，那都是有可能的。还有武汉。你说我们武汉是个多热闹的地方，现在一路上都是安安静静的，很多东西买不到，还搞得全国都来支援。前几天广西的一个医疗队的护士在工作的时候突然昏迷了，抢救，后来人心跳有了，但还是在昏迷。她如果不来的话，在家里可以过得好好的，也不会出这种意外。所以，我觉得我们欠大家的人情，真的是。经历过这次的疫情，对医院里很多人的打击都非常大。我下面好几个医务人员都有了辞职的想法，包括一些骨干。大家之前对于这个职业的那些观念、常识都难免有点动摇——就是你这么努力工作到底对不对？就像江学庆一样，他工作太认真，太对病人好，每一年的过年过节都在做手术。今天有人发一个江学庆女儿写的微信，说她爸爸的时间全部给了病人。我自己也有过无数次的念头，是不是也回到家做个家庭主妇？疫情之后，我基本上没回家，和我老公住在外面，我妹妹在家帮我照顾孩子。我的二宝都不认得我了，他看视频对我没感觉，我很失落，我生这个二胎不容易，出生的时候他有10斤，妊娠糖尿病我也得了，原本我还一直喂奶的，这一次也断了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有点难过，我老公就跟我说，他说人的一生能够遇到一件这样的事情，并且你不光是参与者，你还要带一个团队去打这场仗，那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等将来一切都恢复正常以后大家再去回忆，也是一个很宝贵的经历。 2月21号早上领导和我谈话，其实我想问几个问题，比如有没有觉得那天批评我批评错了？我希望能够给我一个道歉。但是我不敢问。没有人在任何场合跟我说表示抱歉这句话。但我依然觉得，这次的事情更加说明了每个人还是要坚持自己独立的思想，因为要有人站出来说真话，必须要有人，这个世界必须要有不同的声音，是吧？作为武汉人，我们哪一个不热爱自己的城市？我们现在回想起来以前过得那种最普通的生活，是多么奢侈的幸福。我现在觉得把宝宝抱着，陪他出去玩一下滑梯或者跟老公出去看个电影，在以前再平常都不过，到现在来说都是一种幸福，都是不能达到的幸福。這篇對武漢中心醫院急診主任艾芬的專訪，遭到中國境內網管不斷地狂刪，但是中國網民不斷地猛貼，用各種方式流傳。艾芬是武漢第一位把新冠病毒往上呈報的人，也是把第一個消息散出去的人。結果，中國共產黨把整批第一線醫師的專業擔心與警告壓了下去。事情就變成今天這樣子。這篇文章不能沈掉，不然對不起當時他們的勇敢吹哨，也要讓世人知道，這筆帳要找誰算。 =============== 《发哨子的人》 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又一个被训诫的女医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将她称为「吹哨人」，艾芬纠正了这个说法，她说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个「发哨子的人」。这是《人物》3月刊封面《武汉医生》的第二篇报道。文｜龚菁琦编辑｜金石摄影｜尹夕远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同意采访的短信是3月1日凌晨5点，大约半小时后，3月1日凌晨5点32分，她的同事、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两天后，该院眼科副主任梅仲明过世，他和李文亮是同一科室。截止2020年3月9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已有4位医护人员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疫情发生以来，这家离华南海鲜市场只几公里的医院成为了武汉市职工感染人数最多的医院之一，据媒体报道医院超过200人被感染，其中包括三个副院长和多名职能部门主任，多个科室主任目前正在用ECMO维持。死亡的阴影笼罩着这家武汉市最大的三甲医院，有医生告诉《人物》，在医院的大群里，几乎没有人说话，只在私下默默悼念、讨论。悲剧原本有机会避免。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3月2日下午，艾芬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接受了《人物》的专访。她一个人坐在急诊室办公室中，曾经一天接诊超过1500位患者的急诊科此时已恢复了安静，急诊大厅里只躺着一名流浪汉。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