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非裔男子弗洛伊德和布魯克斯近期接連在警察執法時死亡，在引發全美抗議示威活動的同時，也讓人們再次聚焦於美國社會中根深蒂固的種族歧視問題。6月15日，「今日美國」網站刊登了曾任美國底特律警局局長及底特律副市長的非裔男子艾賽亞·麥金農(Isaiah McKinnon）的文章。麥金農講述了自己年少時遭白人警察毆打，加入警局後也頻遭歧視甚至生命威脅的遭遇，認為美國需從根本上重組警察部門，進行變革。

喬治·弗洛伊德（的悲劇）本來也可能發生在我身上。當我看到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官肖萬導致喬治·弗洛伊德窒息死亡的視頻時，這是我首先想到的事情。

時間回到1957年，當時我是卡斯技術高中（Cass Technical High School）的一名新生。在我和最喜歡的老師談完話，走在回家的路上時，4名白人警察從他們的巡邏車里跳了出來，把我推向車，並狠狠地打我。我並沒有做錯什麼。在黑人社區中，我們深知一些警察以殘酷地維護其所謂的「法律和秩序」聞名。我越是尖叫他們就打得越狠。當我看到警察臉上的憤怒，以及聚在周圍、大叫著讓他們停下來的黑人臉上的恐懼時，時間似乎靜止了。

大概過了幾個小時，他們讓我離開那裡。我哭著跑回家，但沒有告訴父母，因為我擔心這會把他們置於危險之中。我當時只有14歲，感到害怕、生氣又困惑。他們為什麼要傷害我?

那一天，我發誓要成為一名底特律警察，從內部改變底特律的警察隊伍。畢業後，我在空軍服役了4年，並於1965年8月2日加入了底特律警察局。作為一名新人警察，我時常會遇到那些公開隨意的偏見，以及慣例的詆毀和暴行。許多白人警察拒絕與黑人警察並肩作戰。一些人在巡邏車里做了紙板分隔器，我的一些白人同事在輪班時拒絕和我說話，不敢在我附近或和我一起吃飯，還經常用侮辱性的詞彙來形容我和他們都發誓要保護的非裔美國公民。

兩年後，在1967年的底特律騷亂期間，作為一名警察的我感受到了背叛帶來的疼痛。一天晚上，在一次勞累的輪班後，兩名白人警官把我攔了下來。我當時仍然穿著制服，胸前別著徽章，衣領上別著2號別針，表明我在第二警區工作。我把自己視作他們的一名同事，認為會得到平等地看待。但與此相反，其中一人用槍指著我說，「今晚你就要死了，黑人」，然後開槍。我隨即跳進車里，奇跡般地逃脫。那時我才意識到，即使我們有著同樣的制服，也不能把我從他們的種族歧視觀念中拯救出來。我想知道的是，如果他們樂意射殺一名黑人警察，那會對黑人平民做什麼？

幾年後，作為一名警督，我阻止了一群警察毆打3名黑人少年。我終於能夠讓他們為自己過度使用武力的行為負責了。然而，我的警區長官卻對我大喊大叫，因為我試圖「毀了那些好警察的人生」。我已多次目睹他們的這種共謀。當有其他警察對同事濫用權力進行報告（他們本應這麼做），這些警察就會受到排斥，調到較低的崗位，受到惡劣的待遇，許多人也因此辭職。

我理解人們的憤怒，但不會要求停止給警察撥款，因為這可能會讓事情變得更糟。這些年來，教育是我在精神方面的救贖。我獲得了3個學位，包括一個碩士學位和一個博士學位。當我在1994年成為底特律的警察局長時，我認為根除那些壞警察——就像那些在我十幾歲時打我，並在1967年試圖殺死我的人十分重要。我還努力重建警方與社區間的信任，而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社區都感覺自己在一支暴力而冷漠的警察部隊控制之下。我的使命就是改變底特律人的生活。

然而，要根除警局內的隱性偏見和系統性種族主義是極其困難的。我當上警長後，有一天晚上一個白人警察把我攔了下來。他走近我那輛沒有標誌的車，看也不看我一眼，就向我要了駕照和行駛證。我想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於是回答「好的，警官」。在某個時刻，他認出了自己攔下的是誰，並立即向我道歉。我問他為什麼要攔下我，他的回答是「我還以為車是偷來的」。那位警官也因他的行為而受到訓斥。

在成為底特律副市長後，我與來自美國主要城市的警察局長和其他高級官員一起參加了在華盛頓特區舉行的刑事司法論壇。我把我的經歷介紹給他們，並問他們有什麼建議可以讓警局擺脫類似行為。然而，沒有人說話。不幸的是，長久以來，沈默一直是大多數部門的常態。

如果我的制服、徽章和所受的教育都不能保護我免受反黑人暴力的侵害，還有什麼可以呢？現在是觸及問題核心的時候了：我們必須作出重大努力，從根本上重組警察部門，使其真正履行承諾：服務和保護所有人。

社區和警察間的關係正在發生根本變化。各部門應該站在公共安全轉型模式的前沿，應對所有可能的結果，包括取消對警察的撥款。肖萬和其他3名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因謀殺弗洛伊德而被捕，這是朝著正確方向邁出的一步。隨著世界各地成千上萬的人要求問責，現在是時候進行有意義的變革了。這樣，任何人，尤其是那些黑人男女，就不會再次設想「我可能也會成為弗洛伊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