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新任校長王恩哥甫上任，便向學生提出十句話，有學生形容是新的校訓這十句話傳播神速，在不少年輕人裡瘋傳請轉傳給您的子孫，親友，第八,九,十句話也可提醒年長者注重保健。第一句話，結交“兩個⋯⋯

信心的見證人倪柝聲吳友琦弟兄的見證各位弟兄姊妹，各位屬靈的長輩，我來自中國上海。我姓吳，名友琦。今年（二〇〇三年）六十八歲。我本來是中學教師，一九六〇年因為反對“三面紅旗”，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判處七年有期徒刑，關押在遠東最大的監獄—上海市的提籃橋監獄。倪弟兄是在一九五二年被捕，被捕以後就好像這個人從地球上消失了，沒有人知道他的事情。感謝、讚美主，主憐憫我這個卑賤的人，祂愛我，留下了我，讓我有機會把倪柝聲弟兄在監獄中，凡我所知道的事情，可以告訴大家。我和倪柝聲弟兄相處前後一共九年（1963～1972年），其間曾分開過兩年左右。感謝讚美主，最終又把我們帶領在一起，直到他被主接走前三天，我們才分開。這麼多年，有許多見證。倪伯伯也是個人，今天我要見證的是他屬人方面的事。一九六三年，因監房調動，把我和倪伯伯調在同一個樓層，同一個小組，並睡在同一個房間裡。從此，我和倪伯伯結下不解之緣。提籃橋監獄相當大，一共有十幢樓房，每幢樓房（即每個監房）有五個樓層，每個樓層有九十個房間。如果平均計算，每個房間關三個人，一幢樓就可以關一千多個人。這麼大的監獄裡，在幾萬個人當中，要遇到一個人並不是容易的。我和倪伯伯就在第三號監房裡相遇，這是主的安排。在我們這個牢房裡，有倪伯伯、我，還有一個二十來歲的年輕小夥子，是個弱智，他講話講不清楚，一直哦哦哦，頭不斷地搖，右手總是在胸前放不下來，他也是一個反革命分子。弟兄姐妹！我告訴你們：當我進入這個牢房時，我對倪伯伯是非常不友好，我對他很反感，我對他非常敵視，我看不起他，我不願意和他講話。為什麼？因為他當時是小組長。在監獄裡，犯人有小組長。在我的眼裡小組長都是拍政府馬屁的，都是政府的走狗，都在犯人的頭上撈稻草，踏在人家的頭上往上爬，好讓自己減刑、別人加刑。另外，我為什麼被捕，我又不偷、不搶、不殺人、不放火，我就是講幾句話，你們就抓住我不放，所以我怕，我懼怕他，我不敢和他講話。牢房裡三個人，一個弱智不會講話的，一個就是他，一個我自己。他每天在寫東西，他不彙報我，彙報誰呀？我敢和他講話嗎？一天到晚二十四小時沒有和他講一句話。他坐在門口寫東西，為什麼坐在門口？我們被關的牢房寬一米五、六左右，我伸開手可以碰到兩邊的牆；長有兩公尺左右；三面是牆，沒有窗，前面是鐵門。鐵門口有一點亮光，倪伯伯要寫東西就坐在鐵門口。發給犯人的飯、水，都是放在鐵門口，門不用開，我們手伸出去，就可以拿進來。他坐在門口，東西都由他拿進來的，我的飯、熱水、冷水都是他拿進來的。我不願意和他講話，從來不感謝他，是他自己願意做的，我們兩人關係很不好。後來有一件事情發生，這是主的安排。我只有一個親人，就是我的妻子。她是上海水產大學畢業，在上海景崗中學教化學，我們有一個孩子是個女兒。犯人家屬每個月可以探監一次，送來一點東西。我的妻子很愛我，她每個月都會來看我，我以為她在外面還一直在教書，其實她也發生了事情。一天，學校校長叫她去問：“周老師，聽說你丈夫是個反革命，現在關在提籃橋監獄？”她回答：“是。”“你必須和他離婚。”我妻子說：“為什麼？ ”他說：“政府有規定，反革命家屬是不能做人民教師的。你丈夫是反革命，思想反動，你和他接觸在一起，你怎麼能教好同學呢？所以你一定要和他離婚。”我妻子就說：“我和他結婚的時候，吳友琦不是反革命，他是上海市的拳擊運動員，可以代表上海市出國比賽的。結婚以後才是反革命。如果我現在和他離婚，再嫁別人，這個很難保證，那人以後又是反革命，我又要和他離婚，再嫁別人？而且我們現在已經有個女孩，我還年輕，再嫁會另外有孩子，對現在的孩子成長很不利。再說，吳友琦被判七年徒刑，我可以等他，他出來以後照樣可以建設社會主義，我們還可以做夫妻。”她這些話講得非常有道理，校長和教導主任都講不過她。可能就此甘休嗎？不可能。過不多久，校長又叫她去問：“那個問題你考慮好了嗎？” 她回答：“不考慮。”校長說：“那我們也不考慮，這是政策規定的，你把工作證交出來，你不離婚就離開學校。”當時大陸的情況和現在完全不同，離開學校就沒有工作，不能自己做任何事。我妻子離開學校以後，一路哭著回家，頭腦一片空白，今後怎麼辦？生活怎麼辦？女兒怎麼辦？回到家裡抱著女兒痛哭，沒有人安慰她。過了不久，到了探監的日子，她來看我，她把她的遭遇一五一十地講給我聽。我聽了以後，非常氣憤，天下哪有這種道理？我無緣無故被你們打成反革命，你們還不肯放過我的妻子、不肯放過我的女兒！我的妻子說：“我今天是賣掉手上的手錶，才來看你的，以後我不知道怎麼辦。”弟兄姐妹，我沒有殺人、我沒有放火、沒有偷、沒有搶、沒有爆炸，我不是國民黨、不是特務，我不是地主，我什麼壞事都沒有做，我叫什麼反革命？我沒有貼一張反動標語、也沒有發一張反動傳單。我“反”在哪裡？我想不通。但是有什麼辦法？當時我的妻子哭得很厲害，我沒有流一滴眼淚。我從小在紅旗下長大，共產黨教育我，在敵人面前是不能流眼淚的，今天我就不能流一滴眼淚給你們看。我本來不是你們的敵人；我是擁護你們的，解放的時候我才十二歲，我還給解放軍帶大紅花。是你們把我推向敵人一邊，我這個敵人是你們製造出來的。五分鐘的探監時間很快就過去了，我的妻子抱著小孩離開了；我站在那個地方看著我的妻子，我不曉得以後怎麼辦，我不曉得她會不會和我離婚。突然我妻子回過頭來，大聲叫：“你身體當心啊！”這叫聲現在還留在我的耳朵裡，是撕心裂肺啊！我沒有任何辦法，我不能沖出去，我不能竄出去，我沒有機關槍，我不能和他們搏鬥，我只能任他們宰割。在獄警的推送之下，我回到牢房，我忍不住流出了眼淚。牢房裡沒有桌子、沒有椅子、沒有床，我靠著牆哭了起來。不久我發現我的一隻手被人抓住。牢房裡一共三個人，我知道一定是那個討厭的倪伯伯抓我，我當時很氣憤，他是我最瞧不起的人，他抓我的手做什麼。我連話都不和他講，我不要他同情，心裡想把他的手甩開。我是個拳擊運動員，當時我很年輕，他是個年紀大的人，又有心臟病，只要我一甩，他整個人一定被我甩到鐵門上去。但是，弟兄姐妹！真的很奇怪，這是一件奇跡，當時我的手竟然舉不起來，倪伯伯並沒有多大力氣，我至少舉了三次，就是舉不起來。這時我聽到倪伯伯在我的耳邊講：“友琦阿，哭出來，哭出來好一點，舒服一點。”他的這句話很打動我。因為在監獄裡有監規，規定不能大聲哭。為什麼不能大聲哭？因為犯人都很傷心，你一哭他也哭，在監獄裡大家哭起來就不得了，這叫監瀟，對改造不利。我想，倪伯伯應該要對我說，你不能哭啊，你哭是犯錯誤的啊，要好好改造啊，總該這樣講才對。他是小組長，要站在政府一邊。我萬萬沒有想到他說，你哭出來，哭出來舒服一點。通過這句話我對他的看法有所改變。這時我放聲大哭，我哭的非常響，我什麼都不管了。就是監警過來，罵我、打我、槍斃我，死了算了，家裡已經到了這個地步，死了也無所謂了。奇怪那天監警也沒有來管我，後來我哭得沒有力氣了，倪伯伯拿毛巾給我擦臉，還倒水給我喝。我們兩個人就坐在地上，從這個時候起，我開始和他講話。我把自己的遭遇講給他聽，想不到倪伯伯非常爽直，他把自己的遭遇也講給我聽，把他家裡的事情也講給我聽。從這天開始，我們的話越來越多。他告訴我他非常忙，他是基督徒。還告訴我，他的妻子非常愛他，他的妻子高血壓非常嚴重，低壓一百四、一百五，高壓二百、二百以上，隨時都有死亡的可能，都是主的扶持，主的憐憫。他希望他的刑期能夠早一點滿了，能夠早一點出去，還能夠和妻子見面，如果他的刑期長一點，他的妻子走得快一點，今世就永遠不能見到他的妻子了。他的妻子像我的妻子一樣非常愛丈夫。他還告訴我很多事情，我們兩人的講話越來越投機。他還說一個基督徒是不會反對國家領袖的，因為國家領袖是主讓他做的，他向我傳起福音來了。聽了他的話，我心裡想，我很清楚我自己是被冤枉的，這樣看來他也是被冤枉的，他沒有反對政府，基督徒不好反對領袖，你把他打成反革命，這不是冤枉的嗎？所以，我就問他，你現在還信不信主？他回答說：“你們不信，我信；你們沒有看見，我看見。”這是他的原話。很簡單的話，我一直記住。二十四年以前，有一個弟兄來找我，我把這一件奇跡講給他聽。我說，我想不通，當時我的手為什麼舉不起來，我這麼大的力氣，他握著我，我甩都甩不掉。弟兄講得很有道理，他說，你這只手是舉不起來的，主耶穌是不會讓你舉起來的。我一聽就通了，是阿，我是一個卑賤的人，主找到了我，主揀選了我，我的手是舉不起來的。我們兩個人關係好一點了，談話投機了；旁邊還有一個人，小弱智，他也高興，在旁邊一直笑。他講話也多了，但是他講的話我聽不懂，最多百分之五十。倪伯伯全部懂，他做我的翻譯，我們三個人就這樣在一起苦苦地過日子。但是，樹欲靜而風不止。有一天，監警把倪伯伯叫出去，過了很長的時間，中飯都來了，他還沒有回來。現在我和他的關係好了，我就把他的中飯用棉被包起來。以前我是不會管他的，扔掉就扔掉，關我什麼事。他回來後，我看他有點不高興，坐在地上，我就問他：“叫你去做什麼？”他說：“他們要我放棄信仰。”我說：“你答應了嗎？”他說：“我沒有答應。”他還說：“他們要我放棄信仰，如果我答應了，他們就讓我回家。”我說：“你不同意啊？”他說：“我不同意。和我一起去的還有兩個人，一個姓藍的名叫藍錫章，另一個姓張的。這個姓藍的是上海一個很大的醫院的院長；姓張的是上海一個縣的縣長。他們兩個在天主教中都是比較有名望的。”我就問倪伯伯，他們兩個怎麼樣？他說：“他們兩個都放棄了，一會兒你就知道。”過了一會兒監房的廣播喇叭就響了。監長講話說：現在有兩個犯人，通過政府的教育改造，思想轉變了。表現很好，願意公開放棄他們過去的信仰，放棄反動立場。現在他們兩個人自己講話。藍錫章和張某就一個個講話，他們先把自己臭駡一頓，又把天主教臭駡一頓，說天主教是帝國主義利用的特務組織，是反革命。他們是上當受騙，通過政府的教育，公開放棄這個迷信，脫離這個反動組織，徹底悔改。他們痛哭流涕。他們講完了以後，監長就宣佈，現在經過獄長的批准（監長是監房的頭頭，獄長是整個監獄十個監房的最大的頭頭），他們兩個人提前釋放，今天就回家。弟兄姐妹，當時聽到這些話，整個監獄的犯人都震驚了，我也很震驚！倪伯伯就在我面前，我兩隻眼睛盯著他看，你前幾天還向我講，你的妻子對你那樣好，你們是那麼恩愛；你的妻子身體是那麼不好，那麼危險，你那麼想念你的妻子。今天人民政府讓你回去，你只要講一句話，說你放棄好了，只要開一個口就好了，就回去了，你都不願意！一句話你都不肯講，你這個人是怎樣的人？你相信主，相信到這樣的地步！你這個人我真是讀不懂。弟兄姐妹，我從小就讀過這樣一首詩，匈牙利詩人裴多菲寫的，他寫道：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這說明自由是多麼可貴呀！今天人民政府給你倪伯伯自由，你倪伯伯不要。倪伯伯為了主，生命不要了，愛情不要了，連自由也不要了。倪伯伯是三者皆可拋！他這麼愛主，這麼信主，我實在是受感動！共產黨這個辦法實在是觸靈魂，對倪伯伯是很厲害的。你不放棄，放走兩個人給你看。倪伯伯無動於衷，觸不到他的靈魂。但是我的靈魂倒是被觸到了，我知道倪伯伯這個人不是傻瓜、不是弱智，他這樣相信耶穌是有道理的，相信耶穌一定是很好的好事情；我也要相信耶穌，我也要跟著倪伯伯相信耶穌。從這個時候開始我覺得一定要信主，人人都要相信主，要脫重擔要相信主，要得平安要相信主。有弟兄姐妹問我，你是讀了倪伯伯那一本書、那一篇文章才相信主，我說我不是讀他的文章相信主的，我認識他的時候還不相信主，沒有讀過他的文章；我是讀他的人才相信主的。中國有一句話，言教不如身教，我是看到他的實際行動，這感染了我，我才相信了主。倪伯伯是個人，我就是對他這個人的感性方面的認識才相信主。他的這件事對我的影響是非常非常深的。我就是這樣通過倪伯伯在監牢裡得救的。倪伯伯在監牢裡，他並沒有站在一個很高的地方，把手一舉：朋友們！你們都要相信主阿，於是幾萬個人都相信主啦。倪伯伯也沒有在監牢裡和共產黨作鬥爭、鬥到底，是英雄、是好漢；不是這樣，這是謊言，沒有這個事，他只是堅持不放棄信仰。我們說話要實事求是，我在基督裡說真話，並不謊言，有我良心被聖靈感動，給我作見證。我們第二次相遇是在安徽省的白茅嶺勞改農場，在那裡我們又在一起呆了五年。相遇時我們倆都很感動，我寫了一首詩：彼此依依相見晚，主有安排難預感;本是同袍同澤人，皖地重逢敘忠悲。那時他的身體已經很差，年紀又大，步履艱難。我們住的地方，離開食堂大概有六、七十米遠。我們是住在低處，食堂是建在上面靠近公路的邊上。到食堂去打飯，要爬過兩個陡坡，過馬路。這對倪伯伯來講，根本辦不到。所以每天三頓飯，都是我幫他打，帶回來吃。忽然有一天，獄警把我找到辦公室。他問我為什麼天天幫倪儆夫打飯。我說：“他年紀大了，身體不好，兩個坡他是爬不過去的，我幫他打飯，照顧他，是應該的。”想不到這個獄警把臉一沉，對我說：“胡說，他是裝病，讓他自己去打飯，以後不要你幫他打。”這很清楚，他們是在故意刁難倪伯伯，當然我不去理會他們的警告。過了幾天，有一次我又到食堂打飯，伙房裡的工作人員對我說：獄警已經通知，誰都不能幫倪儆夫打飯，他要自己來吃。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只得回到宿舍裡，一五一十地把情況告訴倪伯伯。我知道倪伯伯是一個知識淵博的人，我叫他趕緊想辦法。我就坐在他旁邊，等他拿主意。等了很久，他終於開口，他說：“我願凡事順其自然。”我聽了他的話，大吃一驚，聽其自然，一切順從主的安排。我真是又氣又急，沒有想到他怎麼講這樣一句話。 “你不想吃飯啊？”我不想去頂撞他，只好把自己的飯分一點給他吃。就在分飯的時候，感謝、讚美主，主給我這個笨頭笨腦的人一個好主意：我本來中午是吃五兩飯，現在我可以對食堂伙夫說，今天我勞動累了，我要多買一兩。食堂不會懷疑我。我就打六兩飯，回來後，我把二兩飯給倪伯伯吃。他年紀很大，二兩飯就夠了；我吃四兩，雖然少一點，但還可以過得去。就這樣，我們兩個人每天分而食之，難關也終於渡過去了。一九七一年，有一天獄警允許我把一封倪伯伯的家信帶給他。原來信上寫著，倪伯伯的妻子倪伯母從椅子上摔下來，斷了兩根肋骨，正在醫院搶救。我一邊勸倪伯伯不要著急，一邊叫他趕緊打報告，要求回上海探親，我可以陪他一同回去。照理，當時我和倪伯伯早已刑滿，不是罪犯了。但是一九六六年，中國發生文化大革命，到期的犯人一個都不釋放；按照規定，我們每年可以回去探親一次，為期半個月。我想，現在家裡發生了這麼大的事情，總可以讓我們回去一次罷！一開始獄警對倪伯伯說，讓我們考慮考慮。後來又說，你心臟病這麼厲害，路都走不了，怎麼回上海？倪伯伯對他們說，我可以陪他回去。獄警說，再考慮考慮，這樣一拖就拖了半個月。當我們再去問獄警時，這個監警乾脆把臉一板說：“你回去幹什麼？你又不是醫生。況且你老婆的病情現在已經好轉，我們瞭解過了。我們研究過你要求探親的報告，我們不批准。”倪伯伯一句話都沒有同他們爭辯；也不讓我和他們講道理，就和我一起回到宿舍，他默默地禱告。有人看到倪伯伯嘴唇在動，就問我：“老倪是不是在作禱告？”我說：“沒有，他是在作氣功。”後來獄警也來問我，我也照樣回答他。但是我知道，倪伯伯一天也沒有停止過禱告。終於有一天中午，我收工回來，看到倪伯伯淚流滿面，原來倪伯母去世了。倪伯伯很悲傷。我一面勸倪伯伯不要悲傷；一面鼓勵倪伯伯再打報告，要求回上海奔喪。我想這一次總該批准罷。想不到左等右等，還是不批准。獄警說：“人已經死了，你回去有什麼用？”弟兄姊妹，有誰受過比這個更痛苦的折磨麼？倪伯伯心痛阿！他要主，堅決相信主，他忍受下來了。當時他寫了一首詩：哭千聲，喚千聲，卿聲我慣聽，緣何卿不應？我看到這首詩，就在下面和道：橫報告，豎要求，奔喪人長情，奈何不批准？倪伯伯一生愛主，遭受了很大的痛苦。過了幾天倪伯伯就從悲傷中脫離出來，他的生活恢復正常，每天堅持禱告。九個月以後，他被調到白雲山，那是一個皖東的僻野。一個連路都走不動的心臟病人，一個人坐在拖拉機上巔簸著和我們分別了。三天以後，傳來了倪伯伯耗訊。倪伯伯除了在身體上遭到折磨外，他在精神上更是忍受了難以忍受的摧殘。他一生受了很多的苦，什麼也沒有得著，但是他得著了主。他讓我們透過他看到了主！他是瓦器，但是在他這瓦器裡有寶貝！

中國出了個鬼才 01 玩出來的國學大師民國湧現了無數大師，哪一位大師最聰明、天分最高？有人說是胡適。胡適一生，拿了36個博士學位，涉足文學、哲學、歷史、教育多個領域，可謂學霸中的學霸、天才之中的天才。可後來有人去問胡適：“在先生這一輩人中，先生恐怕是最聰明，天才最高的了吧？” 胡適聽完卻連忙擺手搖頭：“不然！趙元任先生就比我聰明。” 等等，胡適的名頭如雷貫耳，可趙元任是何方神聖？中文拼音知道吧？就是在他設計的國語羅馬字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倉央嘉措的情詩知道吧？就是趙元任最早收集整理的；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三位總聽過吧？這三位和趙元任並稱“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趙元任當上“四大導師”之一的1925年，梁啟超，52歲；王國維，48歲；陳寅恪，35歲；而趙元任，僅僅只有33歲！他是最年輕的一位。最神奇的是，他大學本科主修數學，在哈佛大學拿了哲學博士學位，畢業後跑到康奈爾大學當物理講師，最後卻成了著名語言學家和音樂家，被人尊稱為“中國現代語言學之父”。趙元任曾說：“我想我大概是生來的語言學家、數學家和音樂學家。” 輕輕鬆松一學，就精通了8國語言和33種漢語方言；隨隨便便一搞，就譜出神曲《教我如何不想她》，霸佔民國流行樂壇十多年。趙元任的女兒曾問他：“爸為什麼會搞語言學？” 趙元任答：“好玩兒唄！” 人這一生的成就，有兩種不同的獲得途徑：一種得頭懸樑、錐刺股，是下笨功夫熬出來的；而另外一種，完全是天資聰穎、骨骼驚奇，純粹靠一顆玩心，也能玩出大師級的高度。趙元任，顯然就是後者。 02 聰明人學東西，玩玩就會趙元任，出身自名門望族。傳說他的三十一世祖，是宋太祖趙匡胤；他的六世祖，就是清朝著名詩人趙翼。趙元任小時候，祖父在北方做官。每當祖父在衙門裡升堂，令衙役行刑打人屁股，趙元任總會在一旁細看。別人看竹板打屁股，打得血肉橫飛，恐怕只是圖個樂呵。趙元任不一樣，一邊觀察著玩，一邊就在研究打屁股的節拍，和衙役獨特的計數方法： “十一、二，三一、四，五一、六” “一、二十、二，三、二十、四”。他後來回憶說：“我數過很多次，一次也沒有發現行令的人數錯過。這套計數系統真有意思。” 你是不是沒搞懂這計數方法怎麼回事？大方承認吧，你的智商，可能趕不上學齡前的趙元任。當然，這不丟人。趙元任會玩、也懂玩，從生活中就能玩出知識、玩出學問。玩得最有水準的，當屬語言方面。去南京讀書時，有一次和同學外出聚餐，這一桌同學來自全國各地，講不同方言： “儂曉得伐？阿拉上海寧！” “丟雷老母！白話雷明唔明？” “龜兒子，日你屋裡先人板板！” 沒想到一頓飯下來，趙元任竟然能用八種方言，和同學們挨個交流，驚得大家一個個面面相覷，佩服得五體投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趙元任去巴黎開會，和當地人大說巴黎土話，結果被人以為是巴黎本地人，對他感慨說：“你總算回來啦！” 去了柏林，和當地人講柏林腔德語，也被柏林人當老鄉：“上帝保佑，你躲過了這場災難，平平安安地回來了。” 趙元任學語言這麼厲害，可也沒怎麼勤學苦練，就是玩著玩著就學會了。他10歲前就會了10門方言。他從家教那學會了常州話，從大姨媽那學會了常熟話，從伯母那學會了福州話，跟著一個親戚一陣子，很快就把親戚老家的方言都說溜了。英國哲學家羅素來華巡講，趙元任陪同當翻譯。在上海到長沙的輪船上，趙元任遇到一些湖南人，就在和他們的閒談之中，順便學了點“皮毛”的湖南話。到了長沙以後，羅素開講，用英語嘰哩哇啦說了一大堆，趙元任現學現賣，全部翻譯成湖南話。等演講結束，一個學生還沖上臺來問他：“趙博士，你是湖南哪個縣的？”據說，這個學生就是毛澤東。趙元任擔任羅素翻譯趙元任當年報考庚子賠款官費留美生，考試科目裡有拉丁文，他一點都不會。結果他既沒有報輔導班、也沒有買押題密卷，就考前幾個星期稍微自修了一下，臨時抱了下佛腳，沒想到就考了個第二名的好成績。他的老哥們胡適，僅僅才考第五十五名。我曾經被一個朋友告誡過：“不要誇我勤奮，否則你就是在侮辱我的智商。” 笨人學東西，愛用笨功夫，但笨功夫做出來學問，有一股自虐式的酸腐氣；只有玩著學、學著玩，學東西學得舉重若輕，那才顯得出真水準、真本領。 03 玩出來事業有大格局趙元任最大的成就，在語言學和音樂兩個領域。在音樂領域，他最重要的作品，就是他貪玩玩出來的成果。有一次，趙元任去杭州西湖遊玩。走著逛著，進了西湖邊上一個木魚店。木魚店裡的木魚品質很差，但趙元任童心發作，竟然就在木魚店裡很有興致地玩了起來。他敲敲這個、敲敲那個，不一會兒就選了十幾個木魚出來，排成一排。然後靈光一動，用兩隻手去敲木魚，敲出了一段旋律來。人人爭唱的名曲《教我如何不想她》，就是這樣敲木魚敲出來的。趙元任會隨身攜帶一個五線譜本子，無論走到哪裡、在何時何地，只要一有靈感，就會翻出本子來先記下。他的女兒曾說：“他的許多音樂作品，都是在刮鬍子的時候創作的。”換句話說，都是不經意間玩出來的。學術界公認，趙元任是我國全面利用現代語言學理論方法研究中國語言並取得世界性聲譽的第一人。更令人稱奇的是，趙元任不僅是天生的語言奇才，還是天生的音樂怪才。語言和音樂，在趙元任這裡，基本就是硬幣的兩面，觸類旁通。他是中國第一首鋼琴曲的創作者，“中國第一情歌”《教我如何不想她》的譜曲者。由他作曲的作品達100多首。《教我如何不想她》是劉半農寫的新詩，後來趙元任給譜了曲，一下子紅遍中國，迄今仍是許多音樂會的必唱曲目。1934年，在北京的一場音樂會上，《教我如何不想她》大受歡迎，有人發現劉半農就在現場，於是提議請詩人與大家見面。劉半農靦腆地站了起來，不料有一位姑娘喟然歎日：“原來是一個老頭子！” 劉半農事後作了首打油詩自嘲：“教我如何不想他？但恨不能同吃茶。原來是個老頭子，教我如何再想他！” 1936年，趙元任演唱《教我如何不想她》趙元任覺得語言學“好玩兒”，於是，再辛苦的調查工作，對於他來說，就如同有趣的遊戲。他曾和助手一起去蘇南、浙江調查吳語方言，一天要跑好幾個地方，調查完才去找旅館，結果常常是連小旅館都找不到，只好住在農民家裡，非常辛苦，助手往往叫苦不迭，但趙元任反而自得其樂。有一回，他們夜間趕火車，準備從無錫去往蘇州，但是只買到四等車票，座位是那種硬得硌屁股的硬板座。上車以後，也管不了那麼多，太疲倦，拿小提箱做枕頭，倒頭呼呼就睡。結果醒來後發現車廂裡漆黑一片，往外一看，壞了，別的車廂都開走了，就留下這一節車廂沒動。車廂裡又黑暗又寂寞，助手慌了手腳，連聲問怎麼辦。趙元任詼諧一笑，卻說：“現在外面旅館也不好找，我們就在車上睡到天亮吧！” 這一次調查的成果，最後整理成《現代吳語的研究》一書。這是中國第一部用現代方法研究方言的著作，在語言學界的地位很高。但就是這麼一部煌煌大著，卻是趙元任自得其樂地“玩”出來的。在那個年代，常常有人冒出奇談怪論，認為是漢語阻礙了中國人的科學思維，漢語是導致中國落後的罪魁。但趙元任卻強烈反對這種說法：“作為一個以漢語為母語的人，我想說，漢語在科學上優於西方語言。” 趙元任曾說：“對於學術，要懷著女人對男人的愛；而對於藝術，要具有男人對女人的愛。” 學術和藝術，在他的眼裡，和愛情一樣有趣，讓人迷醉其中，不能自拔。也許正是這份執著與熱愛，最終讓他站在學術巔峰，有了更開闊的視野，展示出了大宗師般的大格局。 04 婚姻的保鮮術重在一個玩字和那個年代大部分男女一樣，趙元任14歲那年，家裡人就給他定了一門親。姑娘姓陳，沒見過面。他沒膽子當面拒絕，只是在日記裡哀歎：“婚姻不自由，我至為傷心。”而這一傷心，就傷心了整整十四年，直到他二十八歲那年，遇上了大他三歲的楊步偉。出身南京望族的楊步偉，當過女校校長，拿過醫學博士，還創辦過一家私立醫院。至於性格嘛，楊步偉的老爹誇過她：“你剛強得像個男子。”女人的身子，男人的性格，剛強、直爽、率性。趙元任和楊步偉第一次見面，楊步偉就問他：“你學什麼的？” 趙元任說：“學哲學的。” 楊步偉說：“一個人好好的，幹嘛學哲學？” 一席話搞得趙元任特別尷尬，但楊步偉直爽的性格，卻給了他很深的印象。於是，趙元任三天兩頭就跑去看楊步偉。很快，他們兩個人談起了戀愛。這場戀愛，從一開始就很好玩：趙元任會打電話給楊步偉，將聽筒放在鋼琴旁，彈鋼琴給她聽；趙元任忙著和楊步偉約會，甚至把要給羅素當翻譯的事都忘了，把羅素晾在講堂上，左等右等都等不來趙元任，急得團團轉。等趙元任想起這事的時候，才攜著楊步偉匆匆趕回來，氣得羅素連聲對他說：“壞傢伙，壞傢伙！” 一年之後，趙元任退掉了家裡包辦的婚約，選擇和楊步偉走入婚姻殿堂。他們的婚禮簡單、新穎，直接去公園照了個相，再做成通知書，分寄給400多位親友，還堅決不要大家送來的禮金。這就是婚禮的全部內容，沒那麼多繁複的規矩禮儀，顯得別開生面、有趣好玩。這一舉動，在那個年代，可謂轟動一時，連報紙都發特號做了報導：《新人物的新式結婚》。常常聽人說：“婚姻要有儀式感。” 結婚不大操大辦，顯得寒磣，既證明對方不把你當回事，又不能保證婚姻的長久穩定。然而在名人出軌納妾盛行的民國，趙元任和楊步偉這一對，儘管個性不同、儘管生活中偶有爭吵，但一路披荊斬棘，相伴走過了六十年的風雨。六十多年的婚姻裡，他們用一顆會玩的童心，來保持婚姻中的和諧度和新鮮感：他們兩口子會做一個日程表，在家裡今天說普通話，明天說上海話，大後天說湖南話；金婚紀念日，楊步偉寫詩： “吵吵鬧鬧五十年，人人都說好姻緣。元任今生欠我業，顛倒陰陽再團圓。” 趙元任當場和上一首幽默小詩： “陰陽顛倒又團圓，猶似當年蜜蜜甜。男女平權新世紀，同偕造福為人間。” 有人嘲笑趙元任怕老婆，趙元任毫不否認，反而哈哈一笑：“與其說怕，不如說愛；愛有多深，怕有多深。” 楊步偉曾說：“我們爭爭吵吵60多年，但也和和睦睦共度了大半個世紀。” 擁有如趙元任這樣有趣的靈魂，婚姻從來不是愛情的墳墓，婚姻會變成愛情的遊樂場、充電站，在生活的瑣碎間，兩個好玩有趣之人的感情，往往能天長地久、羨煞旁人。 05 好的友誼有一種玩出來的默契趙元任知交滿天下，民國學界，凡是數得出名號的，都和他有不錯的交情。其中他最要好的朋友，當屬林語堂、胡適和劉半農。和朋友交往，趙元任不改其幽默本色，處處透著不正經。他給林語堂寫信，總愛寫一些英語音譯詞：“狄兒外剃，豪海夫油鬢？”（Dear Y. T. 親愛的語堂，How have you been？你近來忙些什麼？）胡適過四十歲生日時，正在上海被人寫文章圍攻，心情糟糕透頂。趙元任和他說笑慣了，寫下一首詼諧幽默的打油詩，專門送給胡適當賀壽禮： “適之說不要過生日，生日偏又到了。我們一般愛起哄的，又來跟你鬧了。今年你有四十歲了都，我們有的要叫你老前輩了都；天天聽見你提倡這樣，提倡那樣，覺得你真有點兒對了都。你是提倡物質文明的咯，所以我們就來吃你的面，你是提倡整理國故的咯，所以我們都進了研究院；你是提倡白話文學的咯，所以我們就囉囉嗦嗦地寫上了一大片。我們且別說帶笑帶吵的話，我們也別說胡鬧胡搞的話，我們並不會說很巧妙的話，我們更不會說‘倚老賣少’的話；但說些祝頌你們健康美好的話，就是送給你們一家子大大小小的話。” 胡適看完這首打油詩，哈哈一笑，心情也好了不少。而趙元任和劉半農的友誼，則開始於一場罵戰。 1911年，劉半農準備編一本“罵人專輯”，於是在報紙上刊登啟示，公開徵集各地罵人方言。趙元任看到啟示後，馬上登門拜訪，用各地方言把劉半農罵了個狗血噴頭。兩個人大感投緣，覺得相見恨晚，從此經常一起探討語言學問題，或者一起玩音樂、創作歌曲，玩得不亦樂乎。那首著名的《教我如何不想她》，就是二人合作出來的，劉半農作詞，趙元任作曲。他們兩個人的友誼，有點志同道合、臭味相投的意味。 1934年，劉半農因病去世。趙元任悲慟莫名，含淚寫下一副挽聯：十載湊雙簧，無詞今後難成曲；數人弱一個，叫我如何不想他。 1981年，90歲高齡的趙元任，返回故土，回到清華照瀾院，想起當年與劉半農等舊友在一起相聚的時光，恍若隔世，一時間百感交集。他用吳語方言，再度唱起了那首《教我如何不想她》，一吐對故友的懷念之情，陪同參觀的人，無不為之動容。好的友誼，是玩出來的，玩出默契，玩出性情。但玩出來的友誼，不是相聚時一起吃喝嫖賭、如膠似漆，相別後互相淡忘、時光流洗；真正的友誼，經得起時間考驗，如同高山流水遇知音，相見如故，志同道合，歲月會讓它變成靈魂的底色。 06 最高級的教育方法是玩著學、學著玩趙元任的教育法，依然重在一個“玩”字，而且放任學生動手“去玩”。當時研究所裡面，常常從海外購來一些新儀器。這些新儀器，貴得要死，一般都不敢讓學生去倒騰。但趙元任一概不管，全部讓學生按照說明書，自己去摸索操作。有一回，研究所裡拿到了海外買來的最新儀器“語音訊譜分析儀”，這玩意是中國唯一進口的一套。他還是放心大膽讓學生去開箱驗收，結果那學生急於試機，忘了美國電器的電壓只有110伏，而中國供電有220伏，一插上電源，機器就燒了，嚇得屋子裡的人臉都變黃了！那個學生也嚇得不輕：“這還了得！賠也賠不起啊！” 可是趙元任默默在一旁看著，依然不動聲色，既不出言責備，也不發聲指導。不一會，那學生就冷靜下來，很快就想好辦法：打開機器後背，把保險絲一換，問題迎刃而解。這就是趙元任的教育方法：他不干預、不叨逼叨逼，讓學生自己去摸索，在摸索中解決問題、自己成長。而趙元任自己，在教育中喜歡扮演一個啟發者的角色，好像一個武林高手，在日常的玩耍之中，就把高深的功夫傳授給了學生。趙元任常常把學生叫到家裡吃飯。有一回夏天，大家吃完午飯，正在庭院中的樹底下乘涼。趙元任指著地上的樹影，忙問學生：“你們看，這地上樹影有什麼特點？” 學生們仔細一看，發現日光投影竟然是半圓形，而不是正圓形的。趙元任繼續問：“誰來說說這是為什麼？” 好幾個學生七嘴八舌，說了一大通道理，可都沒說到點子上。只有一個學生腦筋靈活，很快就想明白了原理： “原來今天是日偏食。樹葉很密，露縫很小，就都起了‘針孔效應’，所以日光在地上的倒影都成了半圓形，而且方向和天上半個太陽的方向是相反的。這就相當於照相機的鏡頭。” 趙元任大感欣慰，略微點了一下頭。而這位腦袋靈活的學生，正是日後著名語言學家吳宗濟。你或許會覺得奇怪，趙元任教吳宗濟的，不是語言學嗎？針孔效應，這不是物理學的內容？趙元任為什麼讓他們思考這些“非主業”的內容？其實，物理學也好、語言學也好，天底下的學問，要想搞明白，都離不開觀察、分析、思考。趙元任不僅是在傳授學生們知識，而是在引導學生建立一套學習思考的方法。寓教於樂，在玩樂之中順便就成功教學，這是趙元任玩教育的聰明之處。正是在這套教育法的作用下，趙元任為後世培養了一大批語言學巨擘，如王力、呂叔湘、吳宗濟等；他的三位女兒，大女兒是哈佛大學第一位華裔女教授，二女兒是中國著名化學家，三女兒也在麻省理工學院當教授。稱趙元任為大教育家，也是實至名歸。 07 美國語言學家裘斯曾評價說：“趙元任什麼事情都不會做得不好。” 天底下沒有他想做卻做不好的事，也沒有他想弄懂卻弄不懂的學問。他是學貫中西、兼修文理的奇才，是民國真正的文藝復興式巨人。會玩、懂玩，永遠保持一種嬉戲樂觀的心態，成就了他無與倫比的創造力和想像力，也貫穿他這好玩的一生。趙元任人生的最後時光，躺在醫院的病床上，他的床頭依然放著一本，他兒時最愛的《唐詩三百首》。直到他去世的前一晚，他還在用他那沙啞的嗓子，用常州鄉音，念著杜甫的那首《旅夜書懷》：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 08 當然，最經典的是，為了說明文字和語言具有相對獨立性，他寫了好幾篇同聲同韻單音字敘事的精妙短文章，在幽默風趣中盡顯他的語言文字能力。其中，最著名的一篇是《施氏食獅史》：石室詩士施氏，嗜獅，誓食十獅。氏時時適市視獅。十時，適十獅適市。是時，適施氏適市。氏視是十獅，恃矢勢，使是十獅逝世。氏拾是十獅屍，適石室。石室濕，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試食是十獅屍。食時，始識是十獅屍，實十石獅屍。試釋是事。翻譯一下：住在石頭房子裡的詩人施先生喜歡吃獅子，發出誓言要吃十隻獅子。施先生經常到市場上查看獅子。有一天，十點鐘的時候，正好有十隻獅子被運到了市場上。這時候，恰好施先生也來到了市場上。施先生觀察這十隻獅子，依仗弓箭的力量，把這十隻獅子射死。他拾起這十隻獅子的屍體，回到石頭房子裡。石頭房子裡很潮濕，他吩咐僕人擦拭石頭房子。石頭房子被擦乾淨了，他開始試著吃這十隻獅子的屍體。吃的時候，才知道這十隻獅子的屍體，實際上是十個石頭獅子的屍體。請嘗試解釋這件事情。這篇《施氏食獅史》原文，就算是央視新聞主播，用普通話讀出來，也會立馬變口吃。趙元任就有這個本事，把枯燥的學問，做得風趣盎然。他曾告訴大女兒，他研究語言學，只是為了“好玩兒”。“好玩兒，不是功利主義，不是沽名釣譽，更不是嘩眾取寵，不是一本萬利。” 他本人的性格也極好，說話風趣而不刻薄，和藹可親，遇事超然，從不與人大聲爭吵。他後來長期在耶魯大學、哈佛大學、加州大學等美國一流院校執教，無論是道德、風采、修養，還是學問、文章，均得到國際公認。美國語言學界有一句話，叫“趙先生永遠不會錯”。很多人敬佩趙元任，除了佩服這個百年難得一見的通才、鬼才，更敬服他純粹的學者本色。早在結婚之前，他就和楊步偉約定：將來什麼都可以依你，但有一樣你絕對不能逼我，那就是，你要明白我這個人一輩子都不做官，不喜歡做任何行政的事。這一決定，趙元任終其一生，從未改變。期間，面對許多次名位的誘惑，他均坦然以辭，光拒絕擔任國內名校校長，就達四次。 1947年，時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朱家驊，給在美國的趙元任連打多封電報，要他出任中央大學校長。趙元任急了，回電說我從不喜歡做行政事，也不會做。來一封電報，就辭一次。朱家驊沒辦法，決定走“夫人路線”，給楊步偉打電報，要她做通趙元任的思想。楊步偉尊重趙元任的選擇，回電說：“我知他非行政人才，請另選高明。” 同時，楊步偉跟丈夫建議，只有暫停回國行程，才能免除校長之位。他們於是決定等任命校長風波過後再回國。誰知道政局變幻莫測，這一等，他們就在美國呆了20多年，直到1973年才重回大陸訪問。楊步偉曾回憶說，雖然因思鄉而想回國，“但是元任說他的學問是國際上的有用人才，與政治一點關係都沒有，而且他對政治既無經驗也無興趣，與現在國內無定時一點無用，還是留在外國好點。我說一個中國人國際上有名，也是給中國人留名，不也是一樣嗎？” 事實也是如此，留在美國的趙元任，成了中國有大師的標誌。至今，仍有無數的學者在感慨，幾乎沒有人能像趙元任那樣，把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這兩種文化融合得如此嫺熟。在漫長的教學生涯中，他教過物理學、數學、哲學、中國音樂史、中國語言、漢語語法、理論語言學、邏輯學等課程。他是如此博學，以至於給他冠以數學家、語言學家、翻譯家、哲學家、邏輯學家、音樂家等頭銜，都不足以涵蓋他的成就。人們想不出有什麼合適的詞，才配得起這樣一個鬼才。只能說，他是一個“文藝復興式的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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