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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大的情操！世人的典範！值得一讀和學習實踐。
始終看到青青草原——高希均從一無所有到一無所懼
書，是高希均的名片，也是伴手禮。
他讀書、寫書、教書、選書、評書、送書、勸人讀書，他唯恐台灣不再進步。也許因為「天下文化」廣為人知，有人封他是「出版家」，他會說：「我是一個傳播進步觀念的人。」與其說他是出版家，毋寧說他是教育家。
「讀書人不能隨波逐流、沒有自己的判斷。讀書人要有明辨是非、擇善固執的勇氣」，這是高爸爸給他的五百多封家書上的一段話，期勉自己的獨子以智慧、人格「己立立人，己達達人」，這是成人又成己的教育事業。
戒嚴時期，高教授發表的文章，如「決策錯誤比貪汙更可怕」，直接棒喝「政府當局」，得到廣大共鳴時，高爸爸提醒他「不要得意」；當他以嚴謹的數字論據指出政府德政可能造成流弊，主張「大學學費應當合理調整」，引起許多誤解時，高爸爸鼓勵他「不要氣餒」。
高教授曾擔任過郝柏村及連戰主政時不支薪的行政院顧問。他與政壇若即若離，「即」是因為報國有門，「離」是因他是讀書人，要自由、超然。
高爸爸在老家做過小學校長，希望兒子做一個「體面」的讀書人、教書人。體面就是「有學問，有原則」。父親用文字敘述起來非常素樸的願望，高教授竭盡心力始終奉守。
他在威大任教第七年，即獲得美國傑出教育家獎，後來又陸續獲得威大傑出教授獎、威州州長貢獻獎、傅爾布萊特訪問教授名人堂等。他自威大退休回到台灣，2002年獲得台灣金鼎獎特別貢獻獎，陸續又獲亞洲大學、台北商業大學、中興大學名譽博士。2016年馬總統頒贈二等景星勳章。
這應該是一個讀書人、教書人的極致了，但他的終極關懷是國家。「一個人的憂慮可以很深遠，但一個人的聲音太微弱。一個人的關心可以很持久，但一個人的說服力太有限」，他中年後創辦遠見雜誌及出版社，便是因為可以「架設全球知識的平台」。他把具有全球視野、世界胸懷的好書，一本本帶入台灣，甚至撰文導讀，希望提升台灣的競爭力。
「沒有世界頂尖的人才，就不要想賺世界的錢」，高教授擔憂台灣活在「小格局」，他在1997年即請全球競爭力理論大師、哈佛大學教授波特，來台傳授提升競爭力的策略，關鍵字是「開放」，越開放、越多元，資金、資訊、人才越會湧入。高教授始終認為「開放，才有出路。開放，才能走向文明」，開放才能讓國家越強，啟動正向循環，反之，只是「保護」了低效率、低薪給的產業，優秀人才將流出。
他一生受惠於教育。教育，是成就人之所以為人，及國家是否能成為富強、文明的一流國家。高教授樂意為教育投資。他捐給高中母校台北商業大學（前台北商職）一間閱覽室；也捐給大學母校中興大學（前省立台中農學院）一間「高希均知識經濟研究室」，那間研究室由姚仁祿設計，除了可辦座談會，也有他兩千冊藏書。他也曾捐了一棟別墅的錢給高爸爸家鄉的南菁中學，並以父親之名設立「高明澄獎學金」。
他念台中農學院時，伙食費一個月120元，每周只能吃一次葷菜，但最讓他飢渴的是求知慾不能滿足。當年各校圖書館都不是開架式，有些昂貴的原文書甚至鎖在玻璃櫃中只供「瞻仰」。他曾想買台大施建生教授的《經濟學原理》，書價180元，那是一個半月的伙食費，後來因為他一篇論文得到第一名，院長問他要什麼獎品，他鼓起勇氣求贈此書，終於如願以償。一年後，他將寫滿個人註記的此書借給另一個想讀卻也買不起的東海大學外文系女孩劉麗安（Anne），這女孩日後成了他的妻子。
Anne也是眷村子弟，赴美讀書結婚後，在3M公司擔任資深工程設計師，1990後退休，獲北京IBM聘為外籍顧問，任職四年期間，她把薪水捐出設立各種獎學金，其中「詩歌獎」獲獎者每人一萬人民幣，超出當時大學老師一年薪水。
高教授從威大退休時，在Anne及孩子的支持下，把退休金分成三份，一份送給威大，一份捐給了他念碩士的南達科達州大，一份給他念博士的密西根州大。全部捐出。他認為是這三個大學讓一個年輕人「一無所有，滿載而歸」，是學校給了他無形的財富，讓他的人生「一無所懼，走向世界」。
他連自己那棟具東方色彩的住宅也捐給威大，作為國際交流，學校以他的姓氏命名為KAO International House。這棟占地二畝在小坡上的房子，前有庭院，後有溪流，小鹿、野兔和松鼠蹦跳其中。威大還辦了一個盛大的捐贈典禮，校長說：「這是還健在的退休教授中極具象徵意義的捐贈。」高教授妻兒都高興地上台致詞。那房子現在是校長官邸。
他的學生也「投資」教育。高教授有一個在金融界知名的學生大衛史文遜（David Swensen），他曾為華爾街資深副總裁，三十多歲回到博士班母校耶魯大學出任校務基金投資長，當時他開心的跟父母宣告「我要為教育賺錢」。他主持的投資平均報酬率超過16%，常與哈佛大學共評為兩個投資率最高的大學。耶魯每年經費有三分之一是他帶入的。他最大的自豪是「被耶魯接受的學生，沒有一人會因繳不起學費而進不了耶魯」。而他自己年薪、紅利依華爾街行情應要超過3000萬美元，他卻堅持不超過十分之一。別人問他為什麼如此重視教育、輕視財富，他說是受了父母影響，「還有我的一位中國教授」，那位教授就是高希均。大衛史雲遜不幸於去年五月因癌症去世，享年67歲。《紐約時報》與《華爾街日報》都大幅報導。
大衛的父親查理史文遜（Richard Swensen）是高教授的同事，也是他擔任威大經濟系主任時的院長，他要求四個子女都要修高教授的經濟學，因為學生給他的評鑑很高。高教授身為系主任，把自己的課多排在早上八點第一堂，威州冬天冰天雪地，那是師生都不喜歡的時間，但毫不影響學生選課的熱情。喜歡數學的大衛，因為高教授，改念了經濟。
「讀書人」是父親對高希均的期許，換成現代化的詞，也許就是「知識人」，中研院院士余英時生前即主張以「知識人」三字替代「知識分子」。高教授對「知識人」的定義又多了一點，他主張應是具有「科技腦、人文心、中華情」的人，他並認為李國鼎是其中佼佼者。他很敬佩李國鼎，這是一位對台灣經濟影響深遠的巨擘。
高教授曾被大陸媒體選為「你必須知道的101個台灣人」。這個「台灣人」祖籍江蘇江陰，出生在南京，1937年日軍在南京三周殺死三十餘萬人，史稱南京大屠殺，高家因高爸爸工作關係，在三個月前遷居蘇州，幸而逃過一劫。他赴美深造前一年，1958年服兵役，爆發八二三砲戰，這是第二次台海危機。烽火流徙，每個人的人生都變得不可測，讓他一生重視和平問題。
「凡我住過的地方都是故鄉」，高教授多次引用周作人的話，形容他對大陸、台灣及美國的感情，「南京、蘇州、上海、台北、威斯康辛，都是我的家」。
弔詭的是，這幾年這些「家」頗不和。美國、中國大陸對峙愈烈，讓本來和平已久的台灣有意無意、半推半就的成為一顆棋子，變成國際媒體形容的「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
回想從前兩岸經濟的巨大落差，此消彼長之間，高教授感慨萬千。1988年5月，他應邀訪問北大、清華並演講，那是他離開大陸三十九年後第一次踏上故土，衝擊很大，「真是非常落後」，北大經濟學院開的課都圍繞著馬克思主義，沒有凱因斯體系的總體經濟、或亞當史密斯的個體經濟。圖書館、教授辦公室、宿舍、餐廳都像1950年代的台灣。
他當時也拜訪了北京社科院，發現堂堂社科院居然沒有傳真機。他買了一部傳真機、兩箱傳真紙自美寄送過去，還一度被大陸海關扣留，當他與社科院成功互傳第一張訊息時，正是1989年最後一天，新年伊始，雙方終於可以直接溝通了，那種快樂，印象深刻。
2010年中國大陸已成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傳真機的故事早已過去，他撫今思昔：「現在北大、清華的經費是台大6到7倍，世界大學排名也遙遙領先。正因為在全球化的大環境下，『後來者』有機會、很容易趕過『先進者』，這正是今天美國對大陸要全力阻擋的原因。」
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他寫了一篇文章，〈我們同在一口井裡〉，他認為強國領袖決策的最大盲點是：「花幾千億要摧毀遠方的敵人，忘記花一些錢來照顧身邊老百姓的性命」，他並指出美國2020年的國防支出高達7500億美元，世界第一，那些幾百億研究武器的預算，若部分可以改成研究病毒，可以拯救多少性命。
1949年以後的台灣，雖然有八二三砲戰，但絕大數的心力和資源，都灌注在經濟、教育和建設上，這是「和平紅利」，如果發生戰爭呢？
今年，台灣國防預算加上軍購特別預算，超過5000億台幣，創下史上最高。高教授百感交集，「這可以增加多少建設、投注多少創新、幫助多少清貧人家」。但在共機繞台架次不斷創新高之下，我們能不增加軍費嗎？但是，又是誰刺激中共這樣武嚇我們？
高教授的最大心事就是兩岸問題。他喜歡送人書，他有一陣子在送人的書上貼上一張卡片，卡片是他寫的字箋：「化敵為友，一生無憂。兩岸交流，天長地久」，寫於「一○六年國慶日」。中華民國國家生日，能不能夠年年久久？
高教授常說：「我讀的是經濟，關心的是教育，嚮往的是和平」。他曾經在文章中引用美國艾森豪將軍當總統時的一段話來說明「和平紅利」多麼重要：
「每一支製造好的槍、每一艘下水的戰艦、每一枚發射的火箭，最後說來，都相當於對那些飢餓無糧者和寒冷無衣者的偷竊。窮兵黷武的世界，不僅只是消耗了錢財，也消耗了勞動者的汗水、科學家的才智，以及下一代的希望…這絕不是我們應有的生活方式。」
高教授寫過很多文章，大聲疾呼，再三闡釋——
親美不反中；和中不反美。
開放：沒有開放，一切空轉。
經濟：沒有經濟，一切空談。
教育：沒有教育，一切空白。
文明：沒有文明，一切空洞。
和平：沒有和平，一切落空。
最重要的是，和平！「沒有和平，五大皆空」。仔細想想，難道不是？
他常說，自己有一個「中國夢」：「兩岸一家親，兩岸一起興」，他認為唯有拋棄意識形態，全民共同努力二十年，「文明台灣」的願景即可以極大化，個人的夢想也可以極大化。多好，多美，多麼「政治不正確」。
他是一個樂觀的讀書人。陳長文說：「幸虧我們還有一個高希均。」他同時也說「只有一個高希均是不夠的。」我們都不是局外人，高教授二十多年前就寄望1949以後出生的「新台灣人」，這些不曾親歷戰爭創痛、站在相對富裕的經濟殿堂中的台灣新血，「事業成就超越了歷史悲情，自我作主超越了委曲求全，族群融合超越了省籍情結」，他認為這些新台灣人講求的是一個民族得以綿延的「信」與「義」，擁有包容、寬大、開放的海洋性格，立足本土、放眼世界，務實而有理想，不再恐懼，深懷大愛。
新台灣人有多少？在哪裡？「他們就在你我的前後左右，他們就是無數的你與無數的我」，他乾坤朗朗。一如威大前校長說的，高教授總是可以看到青青草原。
不要悲觀。
偉大的情操！世人的典範！值得一讀和學習實踐。
始終看到青青草原——高希均從一無所有到一無所懼
書，是高希均的名片，也是伴手禮。
他讀書、寫書、教書、選書、評書、送書、勸人讀書，他唯恐台灣不再進步。也許因為「天下文化」廣為人知，有人封他是「出版家」，他會說：「我是一個傳播進步觀念的人。」與其說他是出版家，毋寧說他是教育家。
「讀書人不能隨波逐流、沒有自己的判斷。讀書人要有明辨是非、擇善固執的勇氣」，這是高爸爸給他的五百多封家書上的一段話，期勉自己的獨子以智慧、人格「己立立人，己達達人」，這是成人又成己的教育事業。
戒嚴時期，高教授發表的文章，如「決策錯誤比貪汙更可怕」，直接棒喝「政府當局」，得到廣大共鳴時，高爸爸提醒他「不要得意」；當他以嚴謹的數字論據指出政府德政可能造成流弊，主張「大學學費應當合理調整」，引起許多誤解時，高爸爸鼓勵他「不要氣餒」。
高教授曾擔任過郝柏村及連戰主政時不支薪的行政院顧問。他與政壇若即若離，「即」是因為報國有門，「離」是因他是讀書人，要自由、超然。
高爸爸在老家做過小學校長，希望兒子做一個「體面」的讀書人、教書人。體面就是「有學問，有原則」。父親用文字敘述起來非常素樸的願望，高教授竭盡心力始終奉守。
他在威大任教第七年，即獲得美國傑出教育家獎，後來又陸續獲得威大傑出教授獎、威州州長貢獻獎、傅爾布萊特訪問教授名人堂等。他自威大退休回到台灣，2002年獲得台灣金鼎獎特別貢獻獎，陸續又獲亞洲大學、台北商業大學、中興大學名譽博士。2016年馬總統頒贈二等景星勳章。
這應該是一個讀書人、教書人的極致了，但他的終極關懷是國家。「一個人的憂慮可以很深遠，但一個人的聲音太微弱。一個人的關心可以很持久，但一個人的說服力太有限」，他中年後創辦遠見雜誌及出版社，便是因為可以「架設全球知識的平台」。他把具有全球視野、世界胸懷的好書，一本本帶入台灣，甚至撰文導讀，希望提升台灣的競爭力。
「沒有世界頂尖的人才，就不要想賺世界的錢」，高教授擔憂台灣活在「小格局」，他在1997年即請全球競爭力理論大師、哈佛大學教授波特，來台傳授提升競爭力的策略，關鍵字是「開放」，越開放、越多元，資金、資訊、人才越會湧入。高教授始終認為「開放，才有出路。開放，才能走向文明」，開放才能讓國家越強，啟動正向循環，反之，只是「保護」了低效率、低薪給的產業，優秀人才將流出。
他一生受惠於教育。教育，是成就人之所以為人，及國家是否能成為富強、文明的一流國家。高教授樂意為教育投資。他捐給高中母校台北商業大學（前台北商職）一間閱覽室；也捐給大學母校中興大學（前省立台中農學院）一間「高希均知識經濟研究室」，那間研究室由姚仁祿設計，除了可辦座談會，也有他兩千冊藏書。他也曾捐了一棟別墅的錢給高爸爸家鄉的南菁中學，並以父親之名設立「高明澄獎學金」。
他念台中農學院時，伙食費一個月120元，每周只能吃一次葷菜，但最讓他飢渴的是求知慾不能滿足。當年各校圖書館都不是開架式，有些昂貴的原文書甚至鎖在玻璃櫃中只供「瞻仰」。他曾想買台大施建生教授的《經濟學原理》，書價180元，那是一個半月的伙食費，後來因為他一篇論文得到第一名，院長問他要什麼獎品，他鼓起勇氣求贈此書，終於如願以償。一年後，他將寫滿個人註記的此書借給另一個想讀卻也買不起的東海大學外文系女孩劉麗安（Anne），這女孩日後成了他的妻子。
Anne也是眷村子弟，赴美讀書結婚後，在3M公司擔任資深工程設計師，1990後退休，獲北京IBM聘為外籍顧問，任職四年期間，她把薪水捐出設立各種獎學金，其中「詩歌獎」獲獎者每人一萬人民幣，超出當時大學老師一年薪水。
高教授從威大退休時，在Anne及孩子的支持下，把退休金分成三份，一份送給威大，一份捐給了他念碩士的南達科達州大，一份給他念博士的密西根州大。全部捐出。他認為是這三個大學讓一個年輕人「一無所有，滿載而歸」，是學校給了他無形的財富，讓他的人生「一無所懼，走向世界」。
他連自己那棟具東方色彩的住宅也捐給威大，作為國際交流，學校以他的姓氏命名為KAO International House。這棟占地二畝在小坡上的房子，前有庭院，後有溪流，小鹿、野兔和松鼠蹦跳其中。威大還辦了一個盛大的捐贈典禮，校長說：「這是還健在的退休教授中極具象徵意義的捐贈。」高教授妻兒都高興地上台致詞。那房子現在是校長官邸。
他的學生也「投資」教育。高教授有一個在金融界知名的學生大衛史文遜（David Swensen），他曾為華爾街資深副總裁，三十多歲回到博士班母校耶魯大學出任校務基金投資長，當時他開心的跟父母宣告「我要為教育賺錢」。他主持的投資平均報酬率超過16%，常與哈佛大學共評為兩個投資率最高的大學。耶魯每年經費有三分之一是他帶入的。他最大的自豪是「被耶魯接受的學生，沒有一人會因繳不起學費而進不了耶魯」。而他自己年薪、紅利依華爾街行情應要超過3000萬美元，他卻堅持不超過十分之一。別人問他為什麼如此重視教育、輕視財富，他說是受了父母影響，「還有我的一位中國教授」，那位教授就是高希均。大衛史雲遜不幸於去年五月因癌症去世，享年67歲。《紐約時報》與《華爾街日報》都大幅報導。
大衛的父親查理史文遜（Richard Swensen）是高教授的同事，也是他擔任威大經濟系主任時的院長，他要求四個子女都要修高教授的經濟學，因為學生給他的評鑑很高。高教授身為系主任，把自己的課多排在早上八點第一堂，威州冬天冰天雪地，那是師生都不喜歡的時間，但毫不影響學生選課的熱情。喜歡數學的大衛，因為高教授，改念了經濟。
「讀書人」是父親對高希均的期許，換成現代化的詞，也許就是「知識人」，中研院院士余英時生前即主張以「知識人」三字替代「知識分子」。高教授對「知識人」的定義又多了一點，他主張應是具有「科技腦、人文心、中華情」的人，他並認為李國鼎是其中佼佼者。他很敬佩李國鼎，這是一位對台灣經濟影響深遠的巨擘。
高教授曾被大陸媒體選為「你必須知道的101個台灣人」。這個「台灣人」祖籍江蘇江陰，出生在南京，1937年日軍在南京三周殺死三十餘萬人，史稱南京大屠殺，高家因高爸爸工作關係，在三個月前遷居蘇州，幸而逃過一劫。他赴美深造前一年，1958年服兵役，爆發八二三砲戰，這是第二次台海危機。烽火流徙，每個人的人生都變得不可測，讓他一生重視和平問題。
「凡我住過的地方都是故鄉」，高教授多次引用周作人的話，形容他對大陸、台灣及美國的感情，「南京、蘇州、上海、台北、威斯康辛，都是我的家」。
弔詭的是，這幾年這些「家」頗不和。美國、中國大陸對峙愈烈，讓本來和平已久的台灣有意無意、半推半就的成為一顆棋子，變成國際媒體形容的「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
回想從前兩岸經濟的巨大落差，此消彼長之間，高教授感慨萬千。1988年5月，他應邀訪問北大、清華並演講，那是他離開大陸三十九年後第一次踏上故土，衝擊很大，「真是非常落後」，北大經濟學院開的課都圍繞著馬克思主義，沒有凱因斯體系的總體經濟、或亞當史密斯的個體經濟。圖書館、教授辦公室、宿舍、餐廳都像1950年代的台灣。
他當時也拜訪了北京社科院，發現堂堂社科院居然沒有傳真機。他買了一部傳真機、兩箱傳真紙自美寄送過去，還一度被大陸海關扣留，當他與社科院成功互傳第一張訊息時，正是1989年最後一天，新年伊始，雙方終於可以直接溝通了，那種快樂，印象深刻。
2010年中國大陸已成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傳真機的故事早已過去，他撫今思昔：「現在北大、清華的經費是台大6到7倍，世界大學排名也遙遙領先。正因為在全球化的大環境下，『後來者』有機會、很容易趕過『先進者』，這正是今天美國對大陸要全力阻擋的原因。」
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他寫了一篇文章，〈我們同在一口井裡〉，他認為強國領袖決策的最大盲點是：「花幾千億要摧毀遠方的敵人，忘記花一些錢來照顧身邊老百姓的性命」，他並指出美國2020年的國防支出高達7500億美元，世界第一，那些幾百億研究武器的預算，若部分可以改成研究病毒，可以拯救多少性命。
1949年以後的台灣，雖然有八二三砲戰，但絕大數的心力和資源，都灌注在經濟、教育和建設上，這是「和平紅利」，如果發生戰爭呢？
今年，台灣國防預算加上軍購特別預算，超過5000億台幣，創下史上最高。高教授百感交集，「這可以增加多少建設、投注多少創新、幫助多少清貧人家」。但在共機繞台架次不斷創新高之下，我們能不增加軍費嗎？但是，又是誰刺激中共這樣武嚇我們？
高教授的最大心事就是兩岸問題。他喜歡送人書，他有一陣子在送人的書上貼上一張卡片，卡片是他寫的字箋：「化敵為友，一生無憂。兩岸交流，天長地久」，寫於「一○六年國慶日」。中華民國國家生日，能不能夠年年久久？
高教授常說：「我讀的是經濟，關心的是教育，嚮往的是和平」。他曾經在文章中引用美國艾森豪將軍當總統時的一段話來說明「和平紅利」多麼重要：
「每一支製造好的槍、每一艘下水的戰艦、每一枚發射的火箭，最後說來，都相當於對那些飢餓無糧者和寒冷無衣者的偷竊。窮兵黷武的世界，不僅只是消耗了錢財，也消耗了勞動者的汗水、科學家的才智，以及下一代的希望…這絕不是我們應有的生活方式。」
高教授寫過很多文章，大聲疾呼，再三闡釋——
親美不反中；和中不反美。
開放：沒有開放，一切空轉。
經濟：沒有經濟，一切空談。
教育：沒有教育，一切空白。
文明：沒有文明，一切空洞。
和平：沒有和平，一切落空。
最重要的是，和平！「沒有和平，五大皆空」。仔細想想，難道不是？
他常說，自己有一個「中國夢」：「兩岸一家親，兩岸一起興」，他認為唯有拋棄意識形態，全民共同努力二十年，「文明台灣」的願景即可以極大化，個人的夢想也可以極大化。多好，多美，多麼「政治不正確」。
他是一個樂觀的讀書人。陳長文說：「幸虧我們還有一個高希均。」他同時也說「只有一個高希均是不夠的。」我們都不是局外人，高教授二十多年前就寄望1949以後出生的「新台灣人」，這些不曾親歷戰爭創痛、站在相對富裕的經濟殿堂中的台灣新血，「事業成就超越了歷史悲情，自我作主超越了委曲求全，族群融合超越了省籍情結」，他認為這些新台灣人講求的是一個民族得以綿延的「信」與「義」，擁有包容、寬大、開放的海洋性格，立足本土、放眼世界，務實而有理想，不再恐懼，深懷大愛。
新台灣人有多少？在哪裡？「他們就在你我的前後左右，他們就是無數的你與無數的我」，他乾坤朗朗。一如威大前校長說的，高教授總是可以看到青青草原。
不要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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