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防疫政策的亂象從哪裡來 ?
楊志誠 教授

根據 Thomas Dye 寫的 《公共政策新論》,公共政策管理的首要意涵就是先確定 "政府該不該以公權力介入社會議題或個人議題" ,也就是 " To do" 或 "Not to do " 的選擇;決定 To do 之後,才有進一步的 "議程設定" (Agenda Setting),以及接下來的政策程序,包括政策環境的情勢分析、政策目標的確立、政策問題的定義、因素分析、方案規劃、決策、政策執行、政策評估與矯正...等。

然而,甚麼狀況是 To do ?甚麼狀況又是 Not to do 呢 ? 簡單說,如果議題本身的元素存在市場關係,政府就應選擇 Not to do,也就是完全由市場來決定供需關係,即道家的 "無為而治";如果缺乏市場關係或市場運作產生失靈 (market failure),譬如基礎教育、國防、外交、市場資訊不對稱 (醫生與病患之間對醫療資訊的不對稱)、市場被壟斷...等情況,才需要公權力的介入,以矯正市場失靈或創造公共財。

那麼,現在台灣防疫政策的失誤在哪裡呢?依上述的原理,我們應該可以了解一個概況。如果政策決策者或規劃者認為防疫工作是處理沒有市場機能存在的國民生命安全、社會安全或國家安全,政府就必須以公權力介入;而如果是緊急狀態,那就必須啟動「總統緊急命令權」(在美國如果不是屬於全國性議題,州長有權頒布緊急狀態;如果是戰爭、內戰或外交的重大危機,才由總統頒布緊急命令權),不能只以法律形式執行之,現在只以「防疫法」限制憲法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實際上是「違憲」的做法,只是陳時中不懂罷了。譬如921大地震時,李登輝總統頒布了緊急命令權,經立法院同意後實施,但都必須明訂時效期限。在這些情況下,政府就需要提供這方面的「公共財」(public goods) 或「公共服務」(public services),其實這個成本也已經由公民繳納的稅金來支付,而這種公共財基本上應該提供國民非歧視性的自由消費,如公共秩序的建立與保護、社會公平正義的體制建構、以及公立體育場、公園、公路…等的使用。

然而,如果有市場機能的存在,政府就應該由消費者(國民)基於自由選擇的原則,決定供需及相關財富的分配,如疫苗的接種(憲政民主的國家是不能強迫接種的)、篩劑的購買、口罩的購買...等。如果有市場失靈的現象,如資訊不對稱 (消費者是否被騙)、買方或賣方有壟斷現象、市場的運作被扭曲 (如殯葬事務,因文化因素的不當介入)...等情況,政府動用公權力介入,制定政策以矯正市場失靈才具有正當性;而且,也只能適當介入,不能扭曲市場機能,譬如19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時期,凱因斯理論主張政府介入,扮演經濟角色,不過,只能在市場機能運作下扮演一個大買家 (big buyer) 的角色,不能破壞或扭曲市場。

而到底防疫是不是公共財 ? 這應該根據科學準則,而不是根據決策者的經濟利益或政治利益的考量,像中共的防疫就是以領導人的政治利益作為最大考量,這種情況很可能導致災難。
至於台灣呢 ? 思維決定行為,號稱自由民主的國家,政治人物如果在思維上不能擺脫追求權力及金錢的迷戀,其防疫政策及作為恐怕也會落入中共的同一個套路。

綜上所言,大家認為我們目前防疫政策的亂象從何而來呢 ? 一方面是,整個決策過程缺乏科學實證的依據,一味聽信中共鍾南山的胡言亂語,採入境的嚴格隔離 (譬如7天、14天、21天的這些數字是從哪裡來 ? 鍾南山吧 ? 完全沒有任何科學的根據),如此也箝制了台灣外向型經濟的發展;或為了個人和政黨的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而故意漠視科學實證;另外,更糟糕的是目前的防疫政策缺乏公共政策學的知識管理,我只能說,設計者或規畫者如果能夠多一分愛心和用心,人民或消費者就能享受多一分的福祉和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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